重回自主創新之路——新加坡

掃街

企業家特倫斯•斯維（Terence Swee）運往全球各地的軟件是在新加坡開發的，但是永遠都不會讓你知道。

他開辦的穆維技術公司（Muvee Technologies）開發的軟件能夠根據音軌節奏自動編輯視頻，公司一直對其總部的準確地址含糊其辭。公司在廣告中使用美式英語，在感恩節而不是中國的春節關門放假。公司的辦公室改建增設了一家上世紀50年代風格的美國餐廳。他表示：“我們不會明確表示自己是新加坡公司，這個世界仍然更愿意從美國公司買軟件。”

新加坡被列為世界上最適合創新的國家之一。但是在成功的表面下暗藏著一股認同危機，即：新加坡還從未誕生過一項舉世矚目的發明，沒有一項可稱得上自主的技術。

關于這個面積不到倫敦市一半的小島，如何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將自身從殖民狀態下的一潭死水變成世界上最富裕、最四通八達的城市之一，這個灰姑娘的故事的另一面一直受人指摘。新加坡的崛起被歸為運氣好和政府制定的漂亮計劃，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研發補貼和稅收減免上投入數十億美元來吸引跨國公司。

但是新加坡本土的點子和創業公司正在大公司的陰影下步履蹣跚地試圖站穩腳跟。這些大公司，如谷歌、惠普、寶潔等都已經在新加坡生意興隆了。沒有一家新加坡公司能取得像韓國的三星和日本的索尼那樣的成功。盡管新加坡在生物醫藥研究上投入重金，卻仍沒有產生諾貝爾獎得主。實際上，新加坡最著名的企業家可能是Facebook聯合創始人愛德華多•薩維林（Eduardo Saverin），他放棄了美國公民身份，居住在新加坡一所時髦的豪宅里。

新加坡沒有誕生打上鮮明的本國標簽的創新這一事實，在一些人看來就是政府激勵過多的無意結果。商界領袖們現在已經公開懷疑新加坡的“由上而下”的方式、對標準化測試的迷戀、以及嚴格的法制（泡泡糖被禁止銷售）是否會導致社會無法產生真正有重大意義的新點子。

然而，這些文化上的陳詞濫調都沒能觸及新加坡經濟上現實的最重要的問題：國家面積太小了。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們都表示，這就意味著新加坡必須要迎合國際標準和市場，否則就會陷于孤立而給商業帶來毀滅。換句話說，當初讓新加坡在國際版圖上崛起的一模一樣的實用主義，可能就是現在導致其無法出類拔萃的原因。

31歲的達利烏斯•張（Darius Cheung）表示：“要搞出新加坡自己的Yelp或GrubHub根本不可能，市場規模太小了。所以創業公司不得不去嘗試其他能夠實現跨越國界擴大規模的創新，這在文化上和地點上都是說不準的事兒。”他在2010年將自己的移動安全公司tenCube賣給了McAfee。他最近的一次創業是一款名為BillPin的手機應用，可以在朋友間跟蹤已共享的價格信息，如房租和電影票價。這種生意是可以做大的，但是必須要超過在舊金山、紐約或倫敦誕生的類似應用才行。

在上世紀60年代贏得國家獨立之后，新加坡的經濟開始起飛。國家有目的地推行文化多元主義和開放的經濟政策已經使其頗具吸引力，在此基礎上政府還推出針對技術型企業的激勵措施，覆蓋的領域包括航天和生物醫藥研究。政府計劃在2010到2015年間劃撥129億美元來資助研發，國家人均2500美元。

波士頓咨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常務董事安德魯•泰勒（Andrew Taylor）說：“每當我遍布世界的合作客戶想在亞洲建立一家新的研究中心，新加坡總會在最終的候選名單上。”在2010年泰勒與他人合作的一項研究中，他將新加坡列為世界上最為“創新友好型”的國家，排名在美國和以色列之前。現有數十家跨國公司在新加坡進行研發工作。

但從實際的創新，即創意的產生的多少來看，結果就要復雜一些了。盡管新加坡在一些科學領域頗具影響力，專利數量也大幅增長，但大多數創新行為都不是由新加坡本土公司推動的。根據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統計，像惠普和微米技術公司（Micron Technology）這樣的外國公司掌握著新加坡排名前20大專利中的15項，以及超過半數的知識產權。這一比例大大高于日本、韓國和臺灣。

跨國公司的存在也阻礙了那些想創業的人，這些人也許會發現，自己很難拒絕提供美國薪資水平的高職位辦公室工作。那個視頻編輯軟件的創業者斯維就承認，他禮貌地拒絕了獵頭的建議，就被視作有點不正常。他說：“許多人本可以成為下一代的創新者，卻決定去做跨國公司區域銷售辦公室里的管理工作。”

新加坡最近一直在對本國剛踏上創業之路的人群給予更多的激勵政策。政府計劃到2020年時將本土公司的數量增加一倍，收入至少達到8000萬美元。作為該計劃的一部分，政府提供直接投資、撥款以及國營的風投資金。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長張思樂（Teo Ser Luck）在今年8月混合使用時髦的普通話和英語發表的一次演講中表示：“新加坡是個小國。”他認為，規模較小的公司“要想發展就必須在早期階段就開始用全球化的眼光思考問題。”一家機構的網站認為，與此類似，政府當前對生物醫藥創業公司的第一要務也是“資助那些在全球市場上嶄露頭角的企業”。

一些人表示，新加坡設立全球性的目標，這樣做正在失去明確表達出本國與眾不同的創新模式的機會，這一模式的目標范圍更窄，可能只著眼于亞洲。新加坡國立大學創業中心主任Wong Poh Kam表示：“開拓創新的關鍵在于融入我們周圍的生態系統和網絡中，但我們還沒能完全利用自己與區域后院之間的自然聯系。”

政府往往很看好美國的名牌大學。比如，與斯坦福大學合作設立的新加坡-斯坦福生物設計研究機構，就在培訓醫藥技術的創新人才。但新加坡沒有與印度尼西亞大學或菲律賓大學建立這樣的合作。這些尚未開發的、未發育成熟的市場可能是顛覆性技術的真正機會所在。Wong指責“策略規劃者在文化態度上的失察”。他說，這些人被教育他們的學校影響了，尤其是像哈佛和麻省理工這樣的學校。

無論如何。對于新加坡的技術創業者來說，這里未能誕生舉世矚目的發明和產品并不是阻礙他們用全局觀思考的原因。斯維的公司現有60多名員工，他表示，正好相反，“如果你沒有能力與世界上最好的企業競爭，那你干脆就別干了。”

wangceyuan

新加坡讓人又愛又恨的國度。

憤怒的小鳥

還是積淀少啦，也許過50年就會有的

everfree

從創新方面說，一流發達國家日本也難說能超過三流的俄羅斯。創新與文化的關系很大。東方文化從骨子里缺乏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