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藤久義：我的故鄉在天津

萬魯建  2016-06-20

近藤久義先生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天津史料的搜集與整理，熱愛天津，宣傳天津！

     天津作為近代“洋務運動”的重鎮和當時對外交流的前沿城市，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國的各界人士在這里匯集，并在這里留下了豐富的歷史資料和珍貴的記憶。一些曾經旅居天津的外國人至今還將這里視為自己的第一故鄉，并在近年間不斷回到這里，尋找著他們那記憶中和現實中的“家”。

　　這份割舍不掉的“故鄉情”的驅使下，來自日本的“天津老鄉”近藤久義先生用20多年的時間收集了大量有關天津的歷史資料，并多次向天津學界進行了無償的捐贈。不久前，他再次向天津問津書院捐贈了他寫的兩本回憶錄。請聽來自天津臺的記者于霽丹的報道。

　　近藤：“這是我寫的兩本書，一本是關于我們家族的，另外一本是關于天津的。”中方：“我代表問津書院有兩本書，還有一套問津書院的明信片贈給近藤先生。”近藤：“謝謝！”

　　在前不久天津問津書院的一次捐贈會上，今年82歲的近藤久義先生將自己寫的兩本回憶錄捐贈給了天津近代歷史研究學者王振良，近20年來，近藤先生多次向天津學界捐贈他所收集到的歷史資料。

　　在近代中國的百年風雨中，天津首當其沖。這里南北薈萃、華洋雜處、經濟發展、市場繁榮，為來到這里的社會各個階層人士提供著施展才華的舞臺。天津不僅吸引著各界名流、政客匯聚于此，也吸引著很多有著“淘金夢”的各國普通僑民。這些僑民的子女大多出生在天津，并將天津視為他們的第一故鄉，天津人也親切的把他們稱為天津的“洋老鄉”，近藤久義就是他們中的一位。

　　1932年，日本僑民近藤武彥的二兒子近藤久義出生在海河邊日租界的山口路（今張自忠路），此后，近藤久義在天津度過了自己14年的青少年時光，他回憶說：

　　“我父親17歲的時候就來到中國，開始的時候在三井洋行工作，從事雞蛋的進出口工作，后來又到了義昌洋行和三昌洋行，從事電器的進出口。他還曾經在1921年因為參加旱災賑災工作出色，得到過中國政府的獎狀。我是在天津出生，在天津長大，一直到中學，因此對于我來說天津就是我的故鄉。”

　　從出生直到日本戰敗后1946年回國，在天津生活十幾年的點點滴滴，始終縈繞在近藤久義的心中。他說，印象中童年的生活是美好而平靜的，但隨之而來的戰爭改變了這一切：

　　“確實37年之前，在這邊生活的日本人和在這之后來的日本人還是不一樣的。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關系也是，比如之前一直在這邊的日本人好像就認為天津就是他們的故鄉，和華人的關系也還很好，但后來來的日本人是為戰爭來的，可能多少都認為他們是來到了“敵國”，所以他們和華人之間的關系也不是很友好。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當時一些做生意的日本人其實還是反對戰爭的比較多，而且他們好像也覺得戰爭也打不贏，但是在當時那種氛圍下，大家也不能公開的說這些話，但是在私底下的場合有這種表達。因為他們不是為了戰爭來的，而是為了討生活。”

    當時日本戰敗后，在中國的日本人先后離開了中國，回到了日本。但對于近藤久義來說，日本幾乎是個陌生的國度，不但要重頭去適應，還要承受著日本國內很多人對他們的不理解甚至是仇視：

　　“家鄉是在愛知縣，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也回過日本一年，那個時候就和當地的小孩總打架，這次回去也是一樣。上學要從家里騎車到楓橋市，中間就有很多人埋伏在路上等著打我，對我很敵視。因為他們認為打仗的時候日本的生活很苦，而我們卻在中國享福，現在戰敗了，我們又回來了，所以對我們很歧視。”

　　近藤久義說，回到日本會有如此的遭遇，正是因為戰爭無論是給中國人民還是日本人民都帶來了無法想象的誤解與傷害。但歷史總是在進步向前的，隨著中日兩國的建交和中國的改革開放，中日人民之間隔閡逐步減少，關系日益密切。在闊別中國43年之后的1989年，近藤久義再次回到了天津，回到自己記憶中的故鄉：

　　“改革開放之后，當時有很多日本人來中國，89年的時候我回到了中國。再回到天津是很感動的。當時對外國人也非常好，就覺得一定要再來。”

　　近藤先生再次回到天津，看到的是與兒時大不相同的一座城市。為了能夠促成日本與天津展開商務上的合作，他開始收集有關天津的信息（這是他最初的動機，目的），但此時他發現，有關天津的資料數量非常有限：

　　“從90年代就一直在做資料收集的事情。那些時候還經常去天津圖書館、沈陽道等等地方找資料。”

　　在搜集資料的過程當中，近藤先生結識了很多天津學界的學者，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萬魯建（這時中方的漢奸式知識分子人物出現了，現在不能定這個性）就是他的忘年交：

　　“一個就是說他當時找不到資料，因為工作那時候有這個問題，還有就是他本人是在天津生的，這么長時間了。89年第一次回來，他覺得很激動、很感動，所以他就覺得“我應該去干這個工作”。還一個就是回去以后他覺得應該把天津的現狀介紹給他們那些個日本人去了解。所以他要在中日兩國之間來回跑，搜集這個資料。我記得我還帶他，在天津的時候，08年我還帶他去買過舊的明信片，他當時也在天津買，也在日本買。在后來這幾年，大概05年、06年、07年以后，他基本每年來一次，有一年來了三次。”

　　近藤先生為了聯絡那些像他一樣在天津生活過的日本人，幾乎跑遍了日本全國（日本人認真的精神體現出來了），他還發起成立了天津日本中學同窗會。對一些在天津生活過的老人，即使去世的，他也要走訪他的親戚、朋友，有時甚至花錢從他們子女手上買回老照片等資料。二十多年來，他來天津將近三十次，在中日兩國搜集了大量有關天津的圖書、老明信片、照片、地圖等珍貴的圖文資料。他沒有將這些資料據為己有，而是積極與大家分享。他說：

　　“我收集這些資料如果只放在我手里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因此我就把這些資料和天津的學者們進行了交流，同時也復印了一些資料提供給了這些學者，希望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和意義，同時也希望能留下一些史實。”

　　近藤先生在收集資料的同時，還在日本的東京、名古屋、大阪、福岡舉辦了四次天津史料展示會，讓日本人了解“昔日天津 今日天津”。2009年和2011年，近藤先生還在天津做過兩次“老天津海外收藏展”，將這些珍貴的史料和天津人民共同分享。他說，他做這些的動力，是因為他覺得自己肩負著一種責任：

　　“因為天津是自己出生的故鄉，就希望能做一些工作幫助人們更多的了解和記憶天津。另外我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向現在在日本的那些老天津們介紹天津的現狀，因為很多人也不能頻繁的到天津來，所以我每次到天津的時候看到一些新的現象，新的故事，然后再回去介紹給原來的朋友們。當然在這期間也認識了很多天津本地的學者、朋友，我希望能夠以資料為媒介促進中日友好。”

（此文為此文是2014年4月23日近藤久義先生接受天津濱海廣播電臺于霽丹采訪后，經于霽丹編輯后的錄音整理稿，前些日子已經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播出。）

  幸好這是一位友好的日本人，但可以看出其他別有用心的日人也是能有這樣的收集能力，二十多年如一日，更不用說是日本間諜了。這才是可怕的地方！所以對于日本人都要警覺。能出國的社友有能力也可以收集日本的情報，這是我們這代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