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政府在3月18日送走到訪的沙特國王薩勒曼，3月19日迎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訪問。這是個耐人尋味的安排，因為前者的國家，是中國最重要的石油進口國之一，后者則是中國最值得學習的創新型國家之一。本文作者親赴以色列，與前總統佩雷斯等各界以色列人士有過廣泛接觸，對這個國家創新機制的細致觀察，值得耐心琢磨。

以色列是眾多中國企業家最近關注的國家。

這個只有810萬人口的小國，用了60多年的時間，從一個戰火紛飛的國度，發展成人均收入2萬多美元的發達國家；出了10位諾貝爾獎得主；人均風險投資在世界排名第一；同時也是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數量排名第二的非美國家。

是什么成就了以色列的發展奇跡？

我曾在屬于猶太人的機構工作過，在本文中，我將用親身經歷和管理知識解析“三大硬件”條件和“四大軟件”環境是如何使以色列成為創新之國的。

總統與創新

8年多以前，時任以色列總統的西蒙·佩雷斯來華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中國政府特別為其安排在距離奧運主會場“鳥巢”最近的酒店，走路10分鐘就能到達；而其他外國領導人住得遠，必須驅車前往會場。這種“殊榮”其實并非考慮到佩雷斯已到耄耋之年，而是出于對猶太人傳統習俗的尊重。

周五日落之后，標志著每周一次的安息日的到來。根據流傳3000多年的猶太教義，這天猶太人不能勞作，甚至包括做飯、開車、打手機等都在禁止之列。通常猶太人過安息日的方式是全家團聚、誦經、讀書、散步。出席奧運會開幕式或許是破天荒的一次。佩雷斯團隊和中方溝通，找出了這么個創新手段，終于成就了雙贏局面。

▲西蒙·佩雷斯

這是我親身體會到的有關猶太人創新意識的例子中印象最深的一個。

猶太人對傳統文化非常執著，幾乎衣食住行的每個細節都能追述到3000多年前。但誰又能想到，這種“守成的文化”卻能孕育出創新的基因？這種看似悖論的碎片化場景，如何能在新生的以色列身上實現統一？

談創新，還是要從佩雷斯身上說起。

1984年，當時的佩雷斯還是總理，在他的推動下，以色列制定了《鼓勵產業研究與研發法》，將政府與企業“綁定”，用多種如今看來也是非常先進的手段來推動創新發展。由此，政府成了以色列“創新密碼”中最重要的一環。

在去世前幾個月，佩雷斯以93歲高齡，作為世界在職元首中年紀最大的一位，還積極為以色列的創新“出鏡”——如此拼命地向全世界推廣以色列的創新精神，或許本身就是一種創新。

熟悉以色列人的人都知道一本書叫《創業的國度》，這是兩名猶太人對以色列數十年創新經驗的梳理。佩雷斯不僅接見了作者，還為這本書作序。2010年這本書被翻譯成中文后在中國企業家圈子里大熱。不得不說，其中有佩雷斯的功勞——一國元首能主動“推銷”一本書，在全世界也并不多見。

▲《創業的國度》，以色列總統作序

最近中國企業家又掀起了向以色列學習的熱潮，一波接一波地到以色列尋求創新精神。佩雷斯其實也在其中起到了潛移默化、推波助瀾的作用。迄今為止，包括李嘉誠、王石、寧高寧、馬蔚華、楊元慶、汪潮涌、閻焱、陳宏等眾多中國企業家到以色列取經，佩雷斯幾乎都會與他們交流，中心話題就是創新。

用佩雷斯的話說，創新是以色列的生命和靈魂。

從佩雷斯時代到如今的內塔尼亞胡政府，以色列的創新意識不斷發展進步，全社會創新的風氣已然形成。

若要用簡單的話來解釋以色列的創新秘密，那就是：政府搭臺唱戲、社會資本加盟、大學孵化產業，這三個硬件條件對以色列的創新體系來說缺一不可，當這三點連成一線，再加上文化上的軟件力量，就正好能歸納出一條符合以色列發展規制的特色創新之路。

制度化政府的企業化運作

說到以色列的創新，首先要介紹政府為創新的投入。這種投入除了經濟上的實實在在之外，在意識形態上也顯得很有特色。換句話說，創新首先是意識的創新以及創新意識的培養，然后才能有管理的創新和創新管理，最終推動全社會的創新，由此成為創新大國。

在以色列的政府大樓里，我看不到口號式的標語，沒有“標題黨”的節奏，一切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辦事。工作人員忙忙碌碌，幾乎都無暇他顧。與其說以色列政府是個官僚機構，不如說它們更像一個企業。

總統、總理等內閣高層相當于“董事會”，它決定了國家的方向和政府的方針；各部部長、副部長成了執行任務的“職業經理人”，直接對“董事會”負責；各級官員是經理人下面的一些“層級主管”，處理、協調各類事務。

其中還會有大量的實習生或者剛入職的見習者，來“幫襯”政府的管理和運作。這種“垂直管理+人員儲備”的行政模式，讓以色列政府高效而節約，從而為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創新領域提供了必要的物力支持。

記得2011年在耶路撒冷工作時，我曾接待一位在以色列財政部見習的28歲雇員，看到了他是如何主動“拉業務”的。他希望與我所在的組織建立聯系，向全球推廣財政部的扶植項目。

時間提前半天敲定，交流時間只約半小時，按時到達，期間沒有半句廢話，開門見山，時間一到，對方即告退，沒有請客吃喝送禮等繁文縟節，結束后立刻趕往下一處談業務。直到送他出門時，這位小伙子才放下公事，與我簡單地談了兩句：你是中國人嗎？我爺爺在二戰期間曾在上海避難，很感謝中國。

他這種公私分明的行事風格完全是經以色列文化長期熏陶出來的結果。

猶太人的工作態度看似有點不近人情，特別是為政府做事更是一件苦差事。法律規定的公務員薪水并不高，但以色列政府各個部門的事務都相對繁多，不加班難以完成任務。

我的一位朋友如今做到了相當于中國科長級別的位置上，但一個月的薪水也不過合2萬人民幣。對于人均收入2萬多美元的以色列來說，這真的一點都不高。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月薪約8萬人民幣，但他還要自己繳稅，并自己支付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甚至安保車輛的花銷也要從他工資里扣除，一個月下來，最終實際到手的只有4萬多人民幣。

這種對公務員的嚴格約束以及待遇上的“吝嗇”，或許也是以色列創新意識培養的一方面。試想，如果每個人，特別是年輕人都覺得公務員應該拿高薪、生活應該養尊處優，誰還會去為創新型企業吃苦打拼呢？

雖然猶太人對公務員“吝嗇”，但在有關創新的制度設計上，卻很愿下血本，而且頗有自己的創新特色。

首先，首席科學家制度鼓勵科技創新。以色列政府在22個部門安排了13個首席科學家，并配以“首席科學家辦公室”，由其負責政策制定、經費分撥、日常項目管理。

除了需要創新科技發展的科技部、農業部之外，在國防部、公安部等看似與創新無關的部門也都任命了首席科學家。首席科學家們有例行的會議，討論并安排政府最急需的創新任務。

首席科學家其實并不是公務員，采用的是聘任制，屬于以色列政府外掛的人才儲備制度的一方面。除此之外，各部門還安排了幾名副手，并同時組建起數十人的咨詢評估團隊對提出的科研項目進行指導和規劃。比如，在經濟部首席科學家辦公室下設立了5個小組，分別對信息化、生命科學、環保、傳統技術和電子通訊等項目進行評估。2012年其經費高達4億美元。

其次，政府“資助”給企業“創新壓力”。以色列的各個企業之所以都在創新上下功夫，除了自身需求之外，也有被政府逼出來的原因。

以色列是一個“小政府、大社會”的國家，政府管理的事務有限，但政府卻用“資助”的方式對企業進行宏觀指導，以此來推動自由經濟和商業競爭。比如，首席科學家辦公室每年都會主動向全社會公開資金援助的項目。

▲以色列一創業團隊

以經濟部為例，每年4億多美元的經費中，有權給1000個項目直接撥發經費。基于難易程度和地區平衡的考慮，援助資金從30%至70%不等，平均每個項目的援助金可達40萬美元左右。在同質化競爭中，若一家企業獲得了政府資金支持，那另一家企業就必須在創新上下功夫，否則就會被自然淘汰。

要知道，這種支持并不是無償的，而是一種借款性質，以色列政府用這種方式，刺激了企業的創新精神。

第三，政府和企業共擔風險，
張樂人口不足北京一半的以色列何以成了第一創新大國
創新沒有后顧之憂。

之所以不用完全資助的方式，而采用借款的方式來促使企業更新換代的考慮很簡單。借款可以循環使用，一家企業創新成功后的還款可以幫助其他企業進行類似的研發和投入，如果創新成功，企業還要在前2年的銷售收入中提出3%交給首席科學家辦公室，滾入資助資金池，進而積累更多的創新項目。這樣的做法讓納稅人的錢有了合理的流向，帶動了全社會的創新熱情。

如果研發項目失敗，企業無需返還科研“借款”，政府與企業共同承擔風險和科研經費損失。事實上，這并不是以色列某個政府部門的政策，而是在國家層面經法律認可的制度。早在1984年，以色列就制定了《產業研究鼓勵與研發法》以推動創新的發展，而推動立法的正是當時的總理、如今的總統佩雷斯。

風險投資刺激創新發展

熟悉管理的人大概會知道一家名叫“英飛尼迪”的以色列風投公司，他們經常被誤認為是那家全球知名的豪車企業，因為品牌名一模一樣。但有所不同的是，這家風投公司的效用更大，成績也更顯著。他們在中國江蘇、天津和廣東等地的合作創造了很多商業運作的范本。

實際上“英飛尼迪”只是以色列風投公司的一個縮影，是在以色列政府鼓勵全民創業政策的指引下，發展出來的一家知名企業。以色列有像“英飛尼迪”規模的風投公司超過200家，盤活資金超過200億美元，對于一個只有810萬人口的小國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英飛尼迪的創始人高哲銘

在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和企業的大背景下，遍地開花的風險投資給以色列的創新提供了必要的資金支持。它們的存在其實是在為創新“輸血”。而風投發展的肇始，其實還是來源于以色列政府對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的敏感把握。

1993年，以色列政府推出“YOZMA計劃”，這個單詞就是希伯來語“創新”的意思。該計劃旨在于通過引導民間資金設立更多的商業性投資基金，以杠桿效應放大對創新型企業的支持。

這個計劃的好處在于，一家創新型公司如果獲得風投注資，以色列政府將提供1:1的配對資金支持其發展。這個利好無論是對企業還是對風投，都是顯而易見的。根據媒體公開的資料，從90年代中期到2000年短短6、7年之間，以色列的創業公司從100家猛增到800家，風險投資從5800萬美元迅速增長到33億美元。

對經濟評論有精當見解的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稱，以色列吸引的風險投資額是整個歐洲的兩倍。以色列也因此成了全球人均風險投資最高的國家，而在這之中，以色列政府的遠見功不可沒。

此外，以色列的風投規則也相對簡單和寬容。在全社會創業、制度規約相對完善的背景下，風投對企業的了解更加直觀，而企業對風投的選擇余地也更大。風投多了，讓企業不再受制于資金的短缺，因而企業的發展瓶頸能被打破，創新環境也能更加完善。這種投資目前有向縱深方向發展的趨勢，無論是創新型企業還是農業科技產業，都能看到風投的身影。

2012年我曾帶著中國記者參觀過一處“基布茲”——類似中國60年代的人民公社，以色列特有的農業生產單位。所訪的“基布茲”如今已成為一家跨國公司的實驗基地和產業園。當地村民如今大部分都在為這家公司生產灌溉設備。

▲一處發展起來的“基布茲”

經“基布茲”的負責人介紹，當初在和公司開展合作時很謹慎，擔心沒有后續資金的支持，直到被幾家風投看好，并經接洽和介入后，他們才下定決心。如今這里的很多廠房和農田設備都由投資人提供，還申請了3項國際發明專利，最終獲得了國際大企業的垂青，成為了以色列的生產中心之一。

此外，他們在印度還有運營中心，在阿拉伯國家還有其他的生產企業，儼然就是一家對外宣傳的窗口。除了灌溉項目之外，當地還發展出了養牛業和種植業，并在此基礎上將滴灌的產品精細化、品牌化。看似不起眼的一個小山村在風投介入下，搞起了創新型農業，不得不讓人刮目相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里并不對參觀者提供免費午餐。如果想體驗，可以自掏腰包到以大鍋飯著稱的“集體食堂”體驗一把。而這塊又成了精明的“基布茲”人的又一利潤來源。這種接待方式也深深地印有以色列人的創新基因。

大學就是創新孵化器

提到午餐，想到了在以色列理工學院吃到的一頓飯。花了大概40個謝克爾，相當于72元人民幣，吃到1葷1素1主食1飲料。同行的中國朋友說，看來以色列學生們也不容易，吃喝都不便宜。在這里留學的哈工大博士生接話說，貴是貴，但是真能學到東西。

以色列理工學院被稱為以色列的“麻省理工”，走出過3位諾貝爾獎得主，是以色列創新精神的典范。前幾年香港富商李嘉誠注資，將汕頭大學和以色列理工學院聯姻，成立“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并搭建創新平臺和中小企業創新園區，推動以色列科技人才、創新經驗和先進技術落戶廣東。

▲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

此前提到的那位哈工大博士生，在理工學院的一個課題組研究納米級衛星，這個團隊當時計劃建造一個由3顆各重6千克的納米級人造衛星組成的固定編隊，這是科學家首次在航空航天領域進行此類嘗試。作為一名中國留學生可以參與以色列方面這樣高科技的研究，無疑體現了以色列大學對創新的開放和包容。

實際上，以色列大學也承擔了很多民用項目研發和實施幾年前，以色列理工學院的師生們獨立自主研制了名為Techsat的衛星，并成功發射升空。在全球衛星領域，成為屈指可數的能研制并發射衛星的大學之一。

之所以能做到這點，離不開以色列大學的“產學研結合”。用以色列媒體的話說，大學就是最好的孵化器。同時，政府也在大學周邊等科研環境比較突出的地方設置孵化器，將“產學研結合+社會管理”做到無縫對接。

我認為，大學就是以色列創新體系中最大的智力支持。

7所以色列公立大學網上可以連接政府各個相關部門，往下可以聯通大中小企業和創業者。其中的一個條件是，每所以色列大學都有自己的科技轉化公司，負責對本校科學家發明成果進行分析、專利注冊和知識產權保護，與企業界進行談判，以吸引企業對相關研發進行資助和將科研成果進行商業化轉化。

▲以色列理工學院

大學的教授既是科學家又可以成為創業的指導者，甚至擁有自己的研發團隊和公司。這既是政府允許的行為，也是以色列創新的特色之一。比如，以科研為主的魏茲曼研究所就有一家名為Yeda的研發公司。2012年，該公司通過技術轉移實現的銷售收入就已超過10億美元。

盡管這些技術轉移公司完全歸大學所有，但其又是一個獨立的，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機構，在人事權、財務管理、經營權等方面都享有完全的自主權。技術轉移公司享有其所在大學全部研究成果的使用權，而大學不得再將技術專利轉讓給除技術轉移公司之外的其他商業機構。

研究人員不參與公司的任何經營運作，他們的作用主要是提供技術性的咨詢，只能在有限的范圍、有限的期限內，承擔公司的非管理職位。權責明確既給了學校一定的自主權，又讓經營不會染指學校的學術氛圍，同時還實現了孵化器的產業化功能。這種創新的外在發展無疑成就了創業潮。

以色列大學生的目標既不是考公務員，也不是富二代，而是創業，擁有自己的企業，由自己來管理“伊甸園”。這就是他們的“以色列夢”。

以色列理工學院經常舉辦大型的創新比賽，鼓勵學生進行科研成果的商業化以及科技轉移。副校長博阿茲·戈蘭尼曾對筆者介紹稱，這項比賽在最近5年中，已經催生了11家公司，其中兩家還分別獲得了100萬美元種子基金的投資。

這種創新的熱情，既是由猶太人的天性決定的，也是整個社會氛圍引導的結果。幾歲的孩子在幼兒園就會被鼓勵多思考多創造，到了20多歲成為百萬富翁的例子在以色列也就并不稀奇了。全面創業在以色列不只是一個夢，而是現實。

幾年前，我在以色列時曾和投資家米德維聊天，他透露自己的女兒在14歲就和同伴發明了一種放置在汽車中專門給嬰兒用的體重傳感器，主要是為了提醒健忘的父母不要把孩子單獨遺留在汽車中。這項發明最終拿到了全國創新比賽的第二名。

作為頂層設計的政府法規和制度，風險投資和大學的孵化器的配套支持，這就是以色列的“創新密碼”，但這只是密碼的前半截。它們只是創新發展的“硬件因素”，只有理解“軟件因素”，即以色列的地理、歷史和文化等要素，我們才能獲得完整的以色列“創新密碼”。

歷史與現實：逼出來的創新精神

我曾采訪過以色列前總統佩雷斯。他直言，以色列的自然條件非常惡劣，國土面積的70%都是沙漠和荒灘，在這樣的一個環境里，如果不創新，只有死路一條。當初任何人都沒有想到，在這片幾乎被視作是不毛之地的區域，能出現一個如今人均2萬多美元的發達國家。

以色列雖然是中東國家，但思想意識卻沒有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和約束。沒有石油，但是有運輸石油的能力；沒有足夠耕地，卻能實現糧食自給自足甚至出口的技術手段。如今的以色列是歐洲第二大花卉供應國，并且在西海岸勘探出了儲量豐富的天然氣田，這些都得益于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創新精神和不服輸的意志。

▲以色列資源貧瘠

2015年聯合國的全球幸福指數排行榜顯示，以色列排名第11位，是亞洲國家排名最高的，幾項指標包括人均實際GDP、壽命、社會環境、自由選擇、腐敗認知、慷慨度。這一排名表明：綜合衡量，以色列是中東地區最為自由的經濟體，也是當地最為符合人類發展目標的國家行為體。

以腐敗認知為例，雖然以色列談不上絕對廉潔，但是腐敗可控。比如，前總統卡察夫因丑聞被判刑，前總理奧爾默特因任人唯親被曝光等。嚴打腐敗是確保創新環境的一個必要條件，腐敗成本和尋租空間是任何創新環境的大敵。

同樣，2015年聯合國發表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也再次印證了以色列發展道路的正確。在這份擁有180多個國家的排名中，以色列排名第27位，這對于一個地處中東這樣惡劣環境且人口僅有810萬的小國來說實屬不易。分項指標中，以色列的創新能力方面高居全球第三位，可見國際社會對以色列創新的認可。
公司食堂管理制度

除了地理因素外，還有政治或戰爭的因素。

自1948年獨立于英國托管以來的數十年間，以色列一直在戰火中生存。建國第二天就遭到5個阿拉伯國家聯合進攻，直到1973年以色列還在和阿拉伯國家進行大戰。雖然這期間以色列沒有放棄建設國家，但是沒有一個安穩的周邊環境，始終是制約以色列經濟發展——特別是國際投資的——重要障礙。

▲戰爭的陰影

80年代之后，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逐漸以和平取代戰爭，先后與埃及、約旦等鄰國建交，使得以色列終于有了集中經歷發展經濟的大好時機。一系列鼓勵創新的政策法規出臺，創新萌芽出現。

90年代以拉賓和佩雷斯為首的“鴿派”政府和巴勒斯坦方面推行“土地換和平”策略，讓以色列的安全環境和國際形象有了進一步的改善。以色列政府開始認真考慮長期經濟發展計劃。

政府將戰爭中學到的管理經驗運用到社會生活中，實際上是以色列人創新思維的一部分。戰爭讓以色列人學會了如何與他人相處的技巧，并培養了一種不唯上、不避諱、敢于爭論、勇于挑戰權威的文化傳統。對此，我深有感觸。

每次和以色列人談到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的時候，以色列人總是以Bibi這個外號指代他。這不僅僅是背后的議論，電臺、電視臺，乃至報紙的上都堂而皇之地用這個稱呼。從沒見到內塔尼亞胡表現出過任何不快。

▲內塔尼亞胡

內塔尼亞胡的總理府距離耶路撒冷市中心不遠，附近有一條小路，行人經常穿行也沒見保安來打擾。2010年，我的一個朋友參與了示威活動，就在總理府大門口搭起了帳篷徹夜抗議。

這種精神和性格或許造就了以色列人獨特的“自信”。

在他們看來，沉默寡言或直言不盡意，反而會使你落后于人。所以中東流傳著一個猶太人的育兒故事：你的孩子放學回家，父母不會問”今天老師問了你什么問題”，而是問“今天你問老師幾個問題，他答上來了么”。

說實話，我沒見到過這么問孩子的家長，但是大人們從小就給孩子自由的空間卻是個不爭的事實。

移民與軍隊：小熔爐里的大課堂

除了歷史與現實等傳統因素“強迫”猶太人必須要“創新生存”之外，移民和軍隊創造的“新文化”也影響了以色列人的創新精神。

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提出過一種“經濟集群”理論，指在某一特定地域匯中，大量相互關聯的組織在空間上聚集，比如企業、政府機構、大學等。集群會為其所在地區帶來指數級的增長，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集群中的每個主體都相互存在于彼此創造的商業效應里。以色列是全球猶太人的祖國，吸引猶太人回國創業就是“經濟集群”理念的最好實踐。

猶太人在歷史上由于受到數次的迫害和流散，被禁止從政和務農，在數千年的發展中，他們學會了經商，同時祖輩流傳的讀書習慣得以保持，這為整個族群的素質提高奠定了極好的基礎。如今猶太人年均讀書大約40本左右，遠超全球其他國家和民族之上。

▲以色列的新移民

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前后，大量高知猶太人從動蕩的斯拉夫地區移民到以色列，這雖然讓以色列增加了人口負擔，但是大部分移民都是專業技術工人和科研人員，他們的到來實際上為以色列的創新提供了極端寶貴的智力支持。以至于俄語在以色列精英階層中長盛不衰。

有西方媒體曾將這次移民潮，比作二戰期間歐洲人向美國的移民潮，當時包括愛因斯坦等優秀人才來到美國，充實了美國的科研實力，為美國戰后經濟騰飛奠定了人力基礎，同時也成就了美國“大熔爐”的美譽。

和美國相比，以色列是個“小熔爐”。大批移民的涌入讓以色列形成了一種新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就是不拘泥于歷史，而且思路更廣闊，眼光更長遠也更開放。如今以色列公民中，國外出生的人占整個國家的人口三分之一。

他們是以色列近20年來創新不斷發展的最重要源泉。移民本身就是“重新開始”的新人，他們不拘一格，敢想敢干，歷史經驗證明，移民國家一定是個創新國家。而東歐高知移民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如今走在以色列的大街小巷，你會發現形形色色的人。有身穿黑服、戴著黑帽的傳統教士，有包著頭披著紗的穆斯林婦女，有扛著槍拿著書的年輕士兵，也有皮膚黝黑的埃塞俄比亞猶太裔。“這是一個包容的社會。”無論你問誰，基本上都會得到這樣的回答。

包容是創新的最好環境。在耶路撒冷祈禱，在特拉維夫休閑，在海法工作，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三部曲。海法就是以色列理工學院等高等學府所在地，大學附近直到特拉維夫北部海岸線，有專門的創新企業“扎堆區”，被稱作“硅溪”——與美國硅谷相對應，這正好應和了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提出的“經濟集群”理論。這里匯集了全球眾多創新型公司——谷歌、英特爾、IBM等都在此設有研發中心，換句話說，它們都在為以色列的創新貢獻著國際力量。

▲海法大學

以色列對移民實行雙重國籍制度，并且來去自由。這種不拘一格的寬松氛圍，給人思想上縱橫馳騁的空間，以至于當年持有雙重身份的愛因斯坦差點成了以色列第三任總統。知名經濟學家費舍爾還在美國大學教書時就被以色列政府看中，以方邀請這名猶太學者加入以色列國籍，入籍幾小時后費舍爾就被任命為以色列央行行長。

如果邁克爾·波特來到以色列，或許也會為當地的特色叫好，但是他可能會疑惑：沒有普遍受到過MBA教育的以色列人，如何能在創新上做出這么大成績？因為大部分創業者雖然沒有哈佛商學院這樣的教育背景，但是他們有著和MBA類似的大課堂——軍隊。

以色列知名投資家米德維曾對我介紹，MBA的本質其實是人際關系，在人際交往中實踐和實現商業價值。而以色列的軍隊恰恰承擔了這項教化功能。

軍隊是以色列的支柱，以色列GDP的10%左右都貢獻給了軍事部門，這也是全民意志。再加上以色列全民皆兵的制度，除了教徒，每個健康的猶太高中畢業生，無論男女都要先在軍隊服役3-5年，之后才能上大學。在退役后，每年還要拿出一個月的時間回到軍隊繼續服役。

可以說，這種預備役制度讓軍隊幾乎和每個以色列人結成了“生死之交”。在人生的精華期，軍隊起到和家庭、學校、社會等同等重要的教化作用。軍隊講究團結、講究實踐、講究競爭，這種既封閉又開放的大課堂，其實為培養良好的創新意識提供了溫床。

▲軍隊中的兄弟連

我接觸過的猶太人對軍隊的教育贊不絕口。一位名叫艾亞爾的導游當初還是個窮小子，但在軍隊服役期間曾做過幾個“富二代”的“班長”。軍隊打破了這種等級觀念，并且像MBA一樣拓展了人際關系的范疇，無論你是誰，即使退役，每年都要至少聚首一次。這種類似商業關系的長期共同作業、一起出生入死執行任務建立起來的感情，為今后的創新提供了必要的準備。

有調查顯示，很多創業公司的年輕人都是軍隊的戰友。艾亞爾如今成立了一個國際翻譯公司，就匯集了擁有眾多語言優勢的戰友們，因為外國移民到以色列也要參軍。

更為可貴的是，以色列軍隊教育中把創業作為重要的課程來教學，而不是單純講授“舞刀弄槍”，軍隊確實起到了大學的作用，以至于很多年輕人退役后直接創業，而不必拘泥于考取“功名”。

其次，由于全民皆兵，所以晉升機制很狹窄，高級軍官少下級軍人多，這也就形成了底層士兵主動權更大，隨機應變能力強的局面。這種靈活度讓軍隊更像MBA的課堂，而不是保守組織。由此看來，“小熔爐里的大課堂”成了別的國家難以模仿的以色列“創新密碼”。

結語

政府搭臺唱戲、社會資本加盟、大學孵化產業等三大硬件條件，加上地理貧瘠寄望改變、歷史流散保持傳統、移民眾多包容開放和全民皆兵創業有方等四大軟件環境，成就了以色列“創新之國”的美譽。

但創新不是目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隨著中國的逐漸崛起，不光中國企業青睞創新的以色列，以色列對發展的中國也日益重視。

時光回到7年前，當時我還在上海世博園參加以色列財政部長斯坦尼茲主持的“創新讓生活更美好”的展覽活動。這位老兄將手中的玻璃鏡框舉到了眾多媒體的攝像機前，這是一份愛因斯坦手稿的原件，是以色列館的“鎮館之寶”，上面著名的E=MC2公式被斯坦尼茲賦予了新的意義。

▲上海世博會以色列館

“E代表能源（Energy），這在以色列非常稀缺。M代表大規模或大批量制造（Mass），在以色列同樣很少。C則代表創新文化（CreativityCulture），這恰恰是以色列的優勢。而E和M相對來說是中國的長處。這啟示我們必須要與偉大的中國開展合作。”斯坦尼茲說。

猶太人確實聰明，從一個傳統的科學公式中都能找出創新的含義。他們對未來中國的“下注”或許也正體現了其創新眼光的獨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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