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告別舊模式，探索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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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小年：真正的悲劇還沒有上演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 許小年

　　真正的悲劇還沒有上演

　　希臘"破產"了，沒事，還有歐洲諸國可以救援；歐洲"破產"了，沒事，還有美國可以救援；美國"破產"了，沒事，還有中國可以救援；中國"破產"了，沒事，我們還有上帝。。。我們應該感到欣慰，在這一條傳導鏈上，中國處在最后一環； 但也可能感到絕望，因為俺們一旦"出事"，只有上帝能夠拯救。。
　　2008年至今，剛剛好三個年頭，2009年全面復蘇，2010年歐債危機愈演愈烈，2011年美債面臨爆頂，2012年不用猜，你知道我在預言什么。。。為什么會這樣？ 難道這一定是"結局"？過去三年的"努力"都只是"垂死"前的掙扎？
　　早在2009年，我曾經預見到這一天的來臨。不是因為我可以未卜先知，而是根據歷史"經驗"的推導《"知易行難"注定是貨幣政策畢竟困境》一文中這樣表述，"有限的歷史告訴我們凱恩斯牌機車只善于高速行駛如果你不夠油堅持到高速公路下口而想減速，后果可能比想象中要嚴重許多。除此以外，我們還能夠得到一些啟示不要被經濟暫時好轉的跡象所迷惑。不要認為自己會比1936年美國、1977年的日本更聰明好運。"
　　無知者無畏，他們總是認為自己與眾不同。歷史會告訴他們，生活中并沒有那么多奇跡。今天，希臘也好，歐洲諸國也罷，包括美國在內，他們的凱恩斯牌機車郵箱已經報警(堆積如山的債務消耗了所有動力)。至于中國，壓根就沒有"油量提示"這塊儀表盤。經過三年的高速行駛，郵箱空空，哪怕"空中加油"也只能緩一時，而無法救一世。這一幕恍如當年美國、日本的政客們所遭遇的悲劇在一年緊跟一年的巨額開支之后，日本的"管理者們"對于大幅增長的財政赤字皺起了眉頭，開始選擇快速縮減開支。1936年羅斯福也遭遇了同樣的問題。
　　無論當時，還是現在，無論是從執政者的角度，還是一般民眾，都不會反對削減債務，這個決策看上去仍然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做法"。可是，縮支和增稅行為一旦開始，經濟恍如被戳破的氣球，好勢頭頓時煙消云散。信不信歷史會重演？走著瞧！(反正我是信了)
　　希臘債務已經出現"技術新違約"美國債務也面臨著走向"技術新違約"的局面。除了縮支和增稅，還有別的出路嗎？答案是，沒有！或許，你會說，中國經濟不是早在2010年就進入了"緊縮通道"嗎？沒看到你說的悲劇上演啊？我的回答是，中國是最后一環，中國的財稅收入傲視全球，中國的貨幣政策從來就沒有過"不寬松"，只是由極度寬松回到適度寬松而已。所以，真正的悲劇遠還沒有上演。

　　選擇凱恩斯，只是因為相機抉擇所迫

　　過去兩年，我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凱恩斯困境"如何破解？近幾十年，貨幣學家"當道"，凱恩斯主義成為各國政府破解經濟困局的唯一"法術"試圖通過強化貨幣供給，刺激全方位的消費需求，從而激活陷入衰退的實體經濟。
　　從現象上看，凱恩斯主義只是完成了"家庭債務"向"國家債務"的轉移，并沒有起到可持續拉動消費的實質作用。問題是，凱恩斯主義本身存在極限，即國家債務的承受上限。比如希臘，一個440萬人口的小國，全國總負債竟然達到3400億歐元。比如美國，債務上限的提升頻率逐年加快，美聯儲、中國、日本一旦有一個"供血機"出現故障，崩潰不可避免。凱恩斯主義到底干了些什么？
　　從本質上看，他只是財務技巧債務展期的一種方式而已。換句話說，龐大的債務從來沒有消失，也不可能徹底消失。只是從一個顯眼的地方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而已，進而為迎來"希望中的復蘇"爭取寶貴的時間。所以，主權債務危機只是凱恩斯主義的"副產品"債務騰挪后的必然結果。那么，"凱恩斯困境"如何破解？
　　凱恩斯主義并不是終極辦法，它只是爭取時間的一種財務手段。在有限的時間里，我們將希望寄托于實體經濟的總需求出現奇跡般的擴張。
　　不過，從人類經濟發展的視野去砍需求創造的可行途徑，歷史告訴我們，除了戰爭和技術革命，沒有第三種方法可以讓實體經濟的總需求出現自然擴張。戰爭，毀滅與重生疊加在一起，它將創造舊模式下的需求擴張，且有可持續性；技術革命，毀滅和創造同樣疊加在一起，它將破除舊模式創造新模式下的需求替代，同樣具有可持續性。
　　貨幣學家認為，提高貨幣供應量也可以刺激需求出發經濟循環開始運轉，我認為這是"試錯"。在過去幾十年，從未有成功的案例，上世紀大蕭條的美國？如果沒有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我并不認為美國經濟能夠走出低谷。羅斯福不是救世主，將美國從衰退的泥潭中拖出來的是"二戰"，而幾十年后的日本沒有這樣的好運氣。
　　難道，各國政治家們都沒有我聰明？不知道凱恩斯主義的弊病？我相信，我應該是最蠢的那一個。我并不認為政治家們如此統一的愚笨，從策略而言，最差的選擇不是錯誤的決定，而是沒有決定。所以，政治家們選擇凱恩斯，只是相機抉擇所迫。
　　簡單來說，不選擇凱恩斯主義，等于沒有選擇，這是一國政府無法接受的結果。凱恩斯主義是唯一應對大蕭條的可選項。戰爭？技術革命？都不是可以"人為"推動的選項。所以，凱恩斯主義并不是最差的選擇至少它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很遺憾，我并非偉人，除了翻翻歷史書，實在想不到創造性破解"凱恩斯困境"的辦法，除了戰爭與技術革命。不過，如果真的有一個偉大的辦法出現，卻是很容易鑒別它必須能夠實現實體經濟總需求的自然擴張，無論是毀滅還是替代。
　　想起了中學課本描寫資本主義的"罪惡"行徑資本主義國家的農場主寧可將大量牛奶倒入河中而不送給窮人喝，太沒良心，唯利是圖。現在終于明白，他們一點都不愚蠢，幼稚的是那時的我。(上個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出現許多農場主因獲利低微和市場滯銷而把大量牛奶倒入河中)

　　實用主義才是中國經濟的"真面目"

　　如果永遠到不了終點，時速再快也沒有意義。高鐵如此，中國經濟亦是如此。"有效率"的經濟增長，我們談了多少年，已經記不起了。直到今天，終于為了"安全"，我們必須"降速"行駛。
　　中國經濟的"顯性"問題異常明顯-依靠寬松貨幣拉動投資，推動經濟高速行駛所引發的成本(人力、物力、環境)上升、通脹上升已經到了忍耐極限。這一套組合策略的邊際利潤已經下降至零。
　　中國經濟的"隱形"問題同樣突出社火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地方債務堆積如山、圍繞房地產所凝聚的利益集團勢力龐大、金融風險由表內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變。重新建立更均衡的財富分配機制迫在眉睫。
　　幸運的是，我們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我們擁有龐大的居民儲蓄，我們擁有龐大的金融市場，我們擁有嚴苛的稅收制度，即使多米諾骨牌最終推倒到中國，我們依然有足夠的回旋空間，只要我們下決心做一些改變。"窮則思變"，倘若預料之中的"悲劇"能夠讓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產生"共鳴"，那么，悲劇結尾將會演變為一場喜劇收場。這并非絕無可能。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最奇特"的部分，不是所謂"中國模式"，而是"沒有模式"。以五年為一節點，不難發現，這個神奇的國度總能找到正確方向，不至于迷失在某一次危機中。多數分析人士大跌眼鏡的原因，莫過于錯誤估計了中國經濟"轉身"的速度。它一點都不像一個超級大國，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發展模式，在每一寸土地上，繁榮都在野蠻的生長，涂滿了實用主義的痕跡。這與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關。
　　講一個小故事。1937年9月，錢塘江大橋開通，12月，日軍逼近杭州必須炸橋。茅以升說只炸橋面不炸橋墩的話敵人幾天就能修好。工兵說橋墩沒法放炸藥。茅以升隨后說出的話嚇死小兵：建橋時就預計要炸，我在第二個橋墩專門為你們設計了放炸藥的方洞。炸藥在橋開通前一天就放好了。在中國，尤其是基層，處處顯露這這種"轉身"智慧。張五常老先生也曾為基層干部能靈活解決經濟難題而拍手叫絕。為什么會存在這樣的智慧？
　　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實在太快，快到任何模式都只能"正確"一小段時間；因為，中國環境復雜，各地點不一，基層干部必須嘗試不同的策略方法來不斷刺激經濟發展，并沒有一個長期貫徹的政策制度可供實施。
　　講這么多，是要說明一點：市場亢奮時要記得風險，市場絕望時要看到希望。
　　回顧歷史，再大風浪我們都經歷過，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是中國價值投資的重要前提。信心來自于對中國經濟的深入了解，這需要充分的時間觀察，而不是憑借表象累計而匆忙進行的判斷。既要看到中國經濟羸弱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國經濟頑強的一面。不走極端，永遠都有必要。中國"破產"了，誰來拯救我們？
　　靠自己，考變化，靠發展。只有"讓每一個中國人獲得幸福而有尊嚴"的目標不變，其他皆可變。過去三十年，我們就是這樣一路走來，也將一路走下去。實用主義才是中國經濟的"真面目"，做好準備迎接改變吧！

　　凱恩斯主義的"偽裝"

　　在歡慶紀元后第二個千禧年的到來時，誰也沒有料到，迎接人類的將是一場巨大的金融海嘯。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誰之過？驚恐之余，人們紛紛翻出昔日的理論和早已被忘卻的預言，試圖證明人類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馬克思的《資本論》在東京熱賣，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紐約脫銷。不同學說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執一端，互指他人為肇事者，千方百計地為自己的愚蠢開脫。諸多學派之中，最為流行的，當然是凱恩斯主義。
　　在"大蕭條"年代，是凱恩斯之處了市場失靈的可能性，也是凱恩斯給出了應對之方：增加政府開支，創造有效需求 。
　　在這個今日天經地義的政策，70年前確實離經叛道的言論，稱它為一場"革命"，毫不為過。對于凱恩斯的新理論，當時學術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國政府滿腹狐疑。直到1933年，美國才開始認真演技凱恩斯的主張，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大規模的政府開支才具備了政治上的可行性。
　　然而，經過記者和專欄作家(例如保羅-克魯格曼)的演繹，這段歷史變成了如下版本：美國總統羅斯福接受了凱恩斯的建議，于1933年推出"新政"，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大蕭條"。
　　歷史數據告訴我們，美國經濟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縮，失業率從25%的高位回落，但真實GDP則是在1939年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業率在1941年才降到個位數。
　　軍備開支的直線上升的確創造了有效需求，軍隊的大規模征兵當然也創造了工作崗位，但到底是誰結束了"大蕭條"？羅斯福還是希特勒？我們只能留給歷史學家去澄清。
　　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凱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納粹德國，凱恩斯本人當然不愿將后者作為他的案例，在他的講話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這個最早的"凱恩斯主義國家"。
　　凱恩斯經濟學的關鍵假設是"動物精神"。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經濟個體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純粹心理因素的影響下，消費者和企業忽然悲觀起來，對未來失去信心，消費與投資意愿下降，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因此而陷入衰退。
　　由于"動物精神"無邏輯可言，幾乎無法對它進行有意義的分析，人們無法改變而只能接受這個現實，并以此為前提，探討應對之策。如人們所熟知，標準的凱恩斯主義對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財政開始以彌補民間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減少"動物精神"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政府的"動物精神"更可怕

　　在貨幣政策的操作上，對于理論界長期爭論的"相機抉擇"還是"基于規則"，實踐也給出了回答。若想用貨幣政策削平經濟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觀經濟單位的調整需要時間，貨幣政策從執行到發揮作用存在著時間上的滯后，央行必須事先準確預測經濟的運行，在恰當的時點上、以恰當的力度和恰當的工具操作貨幣政策，方能收到預想的效果。
　　如果在時點、力度和工具上出現哪怕是很小的差錯，調控的結果可初衷可能大相徑庭，甚至適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數據表明，在戰后30年中，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非但沒有穩定美國經濟，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經濟的周期振蕩。
　　說來不無諷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來自于凱恩斯主義。央行行長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時常表現出來的"動物精神"。較之個人的"動物精神"，政府的"動物精神"可以給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
　　凱恩斯認為企業和個人具有"動物精神"，他們樂觀和悲觀情緒交替輪換，造成經濟從景氣到蕭條的循環。政府可以并且應該審時度勢，帶有前瞻性地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反向操作，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機抉擇"。
　　弗里德曼針鋒相對，他強調預測未來經濟形勢和政策操作的困難，并引用數據指出，實踐中的貨幣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經濟的波動。這一實證研究的政策含義是不言而喻的：欲穩定經濟，必先穩定貨幣。弗里德曼有此提出了貨幣發行的固定規則，比如說每年增加3%，或是與GDP增長同步，禁止中央銀行隨意改變貨幣的供應數量。
　　弗里德曼雖然沒有明確地講"動物精神"作為政府的屬性，他對政府的"完美理性"顯然充滿了懷疑。實際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動物精神"，而是其邏輯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
　　市場彌漫著"動物精神"，政府則充滿了人類理性；市場有可能失靈，政府卻永不失靈；市場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為零；市場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政府卻擁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標函數，企業與個人是貪婪的，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會福利為己任。
　　在這些假設下，不必建立數學模型，不必進行理論分析，假設已經決定了結論。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數學推演背后，凱恩斯主義者證明的只是假設，以及假設的直接邏輯結果完美的政府解決非完美的市場。凱恩斯主義關于政府的假設在現實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動物精神"絲毫不亞于私人部門，中國1959年到1961年的經濟歷史即為一例。在"超英趕美"、"大躍進"等不切實際的經濟發展目標下，大規模的動員資源將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對GDP之比)從1958年的15%急劇拉升到1959年的30%。
　　政府的"動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見。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聯儲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貨幣緊縮，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資產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過于松寬的貨幣政策，都像是"動物精神"的經典案例。同樣經不起推敲的是"政府為公"的假設。希臘破產，多個歐洲國家陷入債務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眾利益，就不應該有債務危機。
　　根據正統凱恩斯主義的說法，在經濟蕭條時，政府減稅和增加開支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因此而上升；當經濟轉入繁榮時，財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稅收和削減開支，財政會出現盈余。繁榮期的盈余抵消蕭條期的赤字，在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上，可實現財政預算的平衡。理論上聽起來完美無瑕，為什么在實際執行中，各國政府都是負債累累而鮮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動機。
　　減稅和增加政府開支如福利、補貼和投資等等，對選民有實惠，有助于撈到選票，政客樂此不疲。加稅和減少財政開支卻是不討好的事，即使經濟形勢好轉，也沒有人愿意為長期的預算平衡而得罪選民，在政客們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遠比國家的未來重要的多。
　　個人的非理性沖動也是局部的，收到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制約；個人必須承擔自己決策失誤的后果，也就是面臨著"預算硬約束"。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既沒有制衡，也不必對政策后果負責，即"預算軟約束"，決策者們的"動物精神"隨著貨幣政策散步到經濟的各個角落，形成系統性風險。
　　在一致性假設下比較個人與政府的"動物精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結論不再成立，為了減少經濟的波動，公眾應該立法規范貨幣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機抉擇"式的政策干預干預，中央銀行更像是一個規則的執行者，而不是現在這樣的政策制定者。
　　至于貨幣政策規則應該是什么，泰勒法則還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長率？基本上市一個實證問題，理論是很難提供先驗的指導。

　　轉型之重，重在法制

　　世界歷史上曾多次出現過這樣的時期，特別是在大動蕩和大災難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蕭條、1990年代蘇聯的解體，以及這次國際金融危機。
　　在西方，當一場漫天大火行將毀掉大廈時，驚恐的居民將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隊身上，為了避免滅頂之災，人們愿意或者不得不放棄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權力，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然而，這個世界上沒有免費得午餐，撲滅大火之后，消防隊并不想退出歷史舞臺，借口災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劇的重演，他們得以保持強勢的地位，繼續干預社會的正常經濟活動。
　　在轉型中，舊體制倒塌了，新體制卻不能立即建立起來，經濟的萎縮和社會的失序喚起人們對往日的回憶，政治家們如俄國的普京利用民眾對現實的不滿，對內加進控制經濟和社會，對外高調與西方對抗，試圖重建集權專制之路。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經濟和社會轉型的必經之路。
　　俄羅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間打碎舊的中央計劃體制，卻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建立新的法制體系，可見轉型之難，不在于打破舊體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市場的有效運行離不開制度的支持。市場經濟以自愿的交易為基礎，交易即產權的交換，交易順利完成的前提是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若無產權保護，市場就有可能變成戰場，搶劫和欺騙將取代互利的計算，成為配置支援的主要方式。
　　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資源，社會必須保護產權和保證契約的執行，這就需要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法律的作用是懲罰侵權者和違約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沒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過威懾也就是預期違約成本阻止違約的企圖，法律系統自身的公信力因此就格外重要。
　　紙面上的法律條文是否嚴謹，立法和執法者的態度是否虔誠，承諾是否莊重，對法治的公信力沒有實質性影響，決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統與政府的關系，以及公眾的權利和法治意識。為了保證公正性，法律系統必須獨立，既對于政府，亦獨立于公眾，政府不得干預司法程序，民情輿論亦不得影響法庭判決。
　　公眾的權利意識和法制意識是法治的基礎，公眾要懂得依法捍衛自己的權利，抵制政府及其他社會集團對自己權利的侵犯。公眾的法治意識越強，從人治到法治的社會轉型就越快。
　　從市場經濟和法治的關系看問題，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俄羅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結果是產出的下降和腐敗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于法治體系和法治觀念的缺失。以德意志為例，1848年的革命動搖了保守的普魯士專制王權，1862年俾斯麥出任宰相，以鐵血手段，重建國王政府權威，并通過戰爭建立了德意志帝國。
　　在俾斯麥的領帶下，統一的德國很快崛起成為新的世界強權，同時也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1918年德國戰敗，孱弱的魏瑪共和國內外交困，局勢的動蕩和經濟的蕭條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將希望寄托在強人身上。強人確實出現了，希特勒趁機攫取了政權，在短時間里扭轉了局面，德國經濟復蘇，國際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隨機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戰之后，德意志民族如夢方醒，痛定思痛，徹底拋棄了權威主義的"德意志道路"，轉向以個人自由和權利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制度，以及適應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市場經濟，至此方完成了長達一百多年的現代化轉型。與其他國家轉型經濟不同，中國以保持現有社會和政治結構基本不變為前提，在經濟層面上推進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的改革，市場發揮了配置資源的作用，私有制對創新和勤勉工作產生了強大的激勵。漸進式的改革保證了社會和經濟的穩定，穩定的環境帶來穩定的預期，資產所有者選擇持續經營而不是出售套現，中國經濟得以高速增長，避免了預期劇烈波動引起的產出收縮。

　　"可持續的增長"是靠制度而不是規劃

　　政府作為現有規則的執行者和現有秩序的維護者，發揮著更多的只能，但由于缺少制約，政府不斷地延伸和擴大其職能，越來越多地參與和干預經濟活動，逐漸轉變成為有著自己利益訴求的規則執行者和秩序維護者。也就是通常所講的親自下場踢球的裁判。裁判捅過管制和審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場上尋租(Rentseeking)套現。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繼續改革的動力，半管制半市場的現狀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擴大市場改革會削弱造租潛力，他也不想退回計劃經濟，因為那可能意味著失去套現的場所將權力轉化為金錢的場所。
　　另一方面，民眾對改革的失望也日漸增加。與經濟繁榮并存的是機會的嚴重不均，貪污腐敗盛行，收入兩極分化。當基尼系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時，民眾開始質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懷念共同貧窮的計劃經濟年代，寄希望于一個強勢的政府，以壓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濟貧"，實現較為平均的收入分配。
　　一些人當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員下場踢球，"尋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員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惡化，對策應該是政府退出經濟而不是更多的干預。
　　但對策為什么沒有被采納呢？常識告訴人們，政府退出經濟將是一個艱難和長期的過程，而強化政府的干預往往可收立竿見影之效。
　　這樣的社會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兩千年中，對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眾生活勇氣的源泉，對于現代社會的個人權利以及保護個人權利的法治，他們如此陌生，以至于習慣性地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政府。
　　中國也遭遇了轉型的內在不協調性，經濟已經市場化或半市場化了，支持市場運行的制度以及作為這些制度基礎的社會觀念仍然停留在舊時代。
　　轉型經濟陷入一個令人尷尬、但看上去又相當穩定的納什均衡。無論多么穩定，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
　　社會已形成多遠的經濟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臺和博弈規則的情況下，人們只能靠現存集權體制調解多元里可以沖突，若調解失敗則繼之以強力壓制，長期積累的矛盾最終可能以極端的方式爆發。
　　當若政府以"國家整體利益的維護者"自居，一方面為資方平息勞工風潮，實行國內市場的關稅保護，鼓勵和支持大企業組織，提高壟斷程度和壟斷利潤，另一方面，政府為工人建立包括醫療、工傷、福利在內的全面社會保障體系，緩和社會矛盾。
　　兩面討好的政策需要物質基礎，政府必須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勞資雙方都感到滿意。當國內市場無法支持經濟增長時，對外擴張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義自然成為堂皇旗幟。
　　除了外部沖突，內部社會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發現有均衡的偏離。作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維護者，官僚精英階層不僅掌握了物質與金融資源，而且擁有制定游戲規則的權利，他們必然要李彤所有這些優勢，在市場經濟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傷害消費者和企業的權利，破壞社會公平，從而喪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費者和企業這時會要求在制定規則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求限制政府的權利，加強對政府的監督。
　　為了維持現有均衡，緩和消費者和企業的不滿，政府同樣有著強烈的發展經濟的沖動，只有不斷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給消費者和企業，實現"有人收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托改進。
　　在政府主導的轉型中，對高增長的偏好是這個體系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但政府推動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現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備可持續性。
　　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告訴我們，緊靠資源投入的增加無法維持經濟增長，資源再多終歸有限，政府動員資源的能力越大，資源消耗越快，經濟停滯或衰退的到來也就越快。
　　可持續增長的關鍵是創新，創新帶來的效率的提高，在資源使用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也可實現經濟的增長。如熊彼得所定義的，創新是新技術的大規模商業應用，創新者在市場上敏銳的捕捉新的商業機會，以出色的想象力預見性地開發新產品，引導消費潮流和技術潮流，等待客戶與市場的承認。
　　創新的過程充滿了風險，為了激勵創新，要給創新者足夠的回報，為此社會必須保護創新者的知識產權，以及從知識產權獲得的巨大商業利益。社會也要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允許甚至鼓勵創新者個性的張揚，允許甚至鼓勵各種各樣的奇想。
　　由這些條件所決定，創新的主題只能是企業家而不是政府，創新的主戰場只能是市場而不是政府辦公室，創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規劃。
　　同樣從這些條件可知，傳統社會僅有發明而無創新，若想實現創新驅動的可持續經濟增長，社會轉型乃必要條件。
　　人，我說的是你、我這樣的人，你、我這樣的凡夫俗子，乃世間的萬物之靈。抬起你的頭來，重拾你的信心，不要為你的"動物精神"而喪失勇氣和尊嚴，因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樣，都未徹底脫離動物界。"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這個世界更美好，"全靠我們自己"。（價值中國網）

laker

簡單總結一下, 首先不論來源, 所有財產合法化, 其次開始進一步的私有化進程, 政府大踏步地全面退出, 但沒提中產階級如何增長, 政府財政收入減少的情況下如何完成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功能. 可以預見的一點是, 富人將成為社會和政府的主宰, 同時國家機器變成他們的合法化的私人工具.
總而言之, 我對中國的富人沒有多少信心, 無論是不明來路還是合法地致富.

everfree

• 1許小年進中南海喝茶，說明決策層重新回到相信自由市場，尊重經濟規律的道路上來
• 2今年2季度GDP增速破八，降到7.6%有必然性。搞刺激下的繁榮，繁榮之后必定是蕭條
• 3打激素吃偉哥，靠刺激走捷徑變強壯，最后一定會生病，你的身體功能一定會衰敗
• 4如果4萬億要真管用的話，為什么要等2008年才去搞，我們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
  

許小年進中南海說明經濟到了很緊要關頭
這次把他們請過來，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說明凱恩斯主義這一套不但是在老百姓那里破產了，而且在中央政府層次上，決策層的思潮也是在變的，也是不再信奉凱恩斯主義那一套，重新回到相信自由市場，相信市場的力量，尊重經濟規律的道路上來
財知道：7月9日和10日，溫家寶總理召開了兩次經濟形勢座談會，一些市場派的經濟學家，像許小年、周其仁、曹遠征等人被請到了中南海，尤其是許小年，這幾年一直是作為宏觀政策的批評者存在，您是怎樣理解這個舉動？您覺得這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胡釋之：這首先就是說明溫總理確實是一個很有度量的人，很大度的人，當真叫個宰相肚里能撐船。就像你說的，這些市場派經濟學家，過去幾年沒少批評我們的一些宏觀政策，尤其像許小年，不但是頻次上，而且表達方式上也是相當激烈的，是比較尖銳的一種批評。
財知道：簡單說一下許小年的觀點？
胡釋之：許小年他最近說的多的一個觀點是說要放棄18億畝紅線。此前的茅于軾，還有像許小年、任志強等人，都是對這個東西提出了不同意見，就說18億畝紅線是直接導致現在房價高，降不下來這么一個困局的根本原因。
第二點，這里有重要的一個信號，就是說我們經濟確實已經到了一個很緊要的關頭，政府也知道，再用傳統的那種老路是走不出來的，必須要吸收一些新的想法、思路，哪怕是跟自己以往所信奉的完全不一樣的思路。
我們此前應對危機，我們所追捧的，都是一些凱恩斯主義所信奉的，無論是財政政策也好，還是貨幣政策也好，要求靠政府直接擴大投資，擴大貨幣供給，來走出危機。但到了今天這個時候，政府也感覺到這一套其實再用的功效已經很小，而代價很大。
像許小年、周其仁這種，都是很典型的反凱恩斯主義者，這次把他們請過來，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說明凱恩斯主義這一套不但是在老百姓那里破產了，而且在中央政府層次上，決策層的思潮也是在變的，也是不再信奉凱恩斯主義那一套，重新回到相信自由市場，相信市場的力量，尊重經濟規律的道路上來。這本身就是很提氣的一件事。
刺激經濟是打激素吃興奮劑 繁榮之后必定是蕭條
今年2季度的GDP增速破八，降到了7.6%有必然性。你搞刺激下的繁榮，繁榮之后必定是蕭條。打個比方，通過外在的力量，打激素、吃興奮劑、吃偉哥什么的，通過走捷徑變得強壯有力，那肯定是不可持續的，最后一定會生病，你的身體功能一定會衰敗
財知道：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又增大，剛剛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是今年2季度的GDP增速三年來首次破八，降到了7.6%。您怎么看待這幾年的經濟表現？我們回頭檢查一下這幾年來的經濟政策，現在的經濟狀況有沒有一個必然性？現在的問題出在什么地方？
胡釋之：這個你講的很好，現在的問題我們看起來是現在才出現的問題，但在我們經濟學家的研究中，這些其實都是早先就可以預計到的，就是必然會發生的。像剛才講的許小年、周其仁這些學者，你要說現在他們為什么會被重視，也是因為他們早前就對現在出現的問題發出過警告。
像我們搞四萬億刺激的時候，許小年、周其仁都出來很明確地警告，說你這么搞一定會導致后期的通貨膨脹，乃至會導致你的問題不是緩解而是加劇，你的結構問題會變得更大更嚴重，刺激的效果是絕對不可持續的。要知道那時還是CPI為負的時候，還是大家都在奮力戰通縮的時候，說那種話不但需要有很深的見識，還真是需要一點膽識和自信，不怕被人罵不懂經濟和觀念落伍。
所以到了今年，表現就更明顯，經濟就開始沒辦法保持刺激下的繁榮，開始要往下走，因為它違背經濟規律。你搞刺激下的繁榮，繁榮之后必定是蕭條。打個比方，我們當然都希望自己身體越強壯越好，但如果你不是通過一個健康的飲食和合理的鍛煉等等，而是通過外在的力量，打激素、吃興奮劑、吃偉哥什么的，通過走捷徑變得強壯有力，那肯定是不可持續的，最后一定會生病，你的身體功能一定會衰敗。
人有生理規律，經濟其實也是這樣，它有它內在的運行規律，你要違反這個經濟規律去拔苗助長，去搞硬啟動，搞硬起飛，那必然就會有硬著陸，必然就會有調整的壓力，必然就會爆發經濟危機。
財知道：舉個企業的例子說明一下？這樣說起來有點粗。
胡釋之：最近的三一重工，在鬧裁員風波。我們講刺激經濟，其實對什么行業是影響最大的？就是這種離消費越遠的行業，這種重工機械行業更是影響最大。刺激下去，他們是會增長最快的，他們是最先受益的，他們帶動的投資最大，但是等這種刺激效應過去以后，大家明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鋼鐵、重工機械的時候，這些重工業企業會第一個感覺到他的產品不好賣了，他會第一個感覺到危機來了，包括他產品的價格，都會率先地下跌。你像前段獲批的湛江寶鋼的吻增長項目也停下來了。
我們看到刺激剛開始的時候，PPI一定是比CPI要漲得更快，跌的時候是PPI要比CPI跌得更快。最新的數據，PPI連續四個月下滑，負增長的，CPI雖然漲幅下跌，但還是一個漲幅為正的狀態，還是一些人眼中的有利經濟的適度通脹狀態。
所以刺激政策其實對消費行業影響不是很大，而對這種重工業行業是影響最大的。在短時期內，幾年內，坐那種過山車，從云端跌入深淵。三一重工這個例子，最典型地反映這種刺激式增長的跌宕起伏和不可持續性。
救市是轉移問題不是解決問題 無必要也救不了
如果4萬億要真管用的話，我們為什么要等2008年金融危機后才去搞，我們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啊？沒有誰會覺得經濟增長快了不好吧。增發貨幣要能促進經濟發展的話，我們沒必要說等到像現在說面臨通縮之后再去搞，再去刺激經濟，我們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
財知道：現在這個形勢看起來挺憂心忡忡的，這個時候政府有沒有救市的必要？還是說完全不管？
胡釋之：我能理解這種心情，包括2009年推出4萬億計劃時的那種心情。我們講一個人生病肯定是不好的，我們看到他發病，看著他疲軟無力，肯定感覺很不好，但我們要理性對待這個問題。
先講我們政府救市，我們怎么救？是說政府公務員都不吃不喝，拿自己的錢去救？或者說政府公務員都下海去創業，去加班加點開發新產品，去刺激市場？其實不是。你要說減稅也還說得過去，它確實是一個救市行為，就是說政府讓利給民間，刺激民間的投資，這個是非常有用的。但政府做得更多的是增發貨幣，或者用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方式去刺激經濟，那這就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是用增稅的方式，我們講通脹也是一種稅，用提高大家財政負擔的方式去刺激經濟，那這其實就是轉移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政府看見經濟蕭條，政府確實會主動想去救，包括老百姓也會希望政府去救，但我們要想一下，如果政府真這么管用的話，我們為什么要出現經濟危機的時候才讓政府出手？我們完全可以一直都讓政府去辦啊？如果4萬億要真管用的話，我們為什么要等2008年金融危機后才去搞，我們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啊？沒有誰會覺得經濟增長快了不好吧。增發貨幣要能促進經濟發展的話，我們沒必要說等到像現在說面臨通縮之后再去搞，再去刺激經濟，我們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而且其實老百姓也就根本不用工作，靠政府去刺激就夠了。
為什么沒有這么搞？就是說明政府這么搞并不是真正促進經濟發展的方式，它沒法促進經濟發展，沒法真正解決問題，天下沒有免費午餐。所以希望大家醒悟過來。發病了不好，我們要去找原因，那就是因為我們前期吃錯藥了，把身體吃壞了，再吃的話人就會毀了，所以必須停藥，一停藥各種毛病就出來了。這個用戒毒的例子來說可能會更好懂。開始我們給他吸毒，他很嗨，生活也很愉悅，每天精神抖擻，但是你要老吃，老吸的話身體就垮了，所以必須給他停藥，但一停藥，他各種不良反應就出來了，他會萎靡不振，會很頹廢。但你不能看著他開始頹廢，你又去重新給他吸毒。
這個時候需要你去忍受這種治療的副作用，忍受這種陣痛，釜底抽薪地把他病治好。只有你堅持地停藥，那他毒品的發作期可能就會很容易地度過，它很快可能就會恢復正常。所以真正應對危機的方式是根據這個人生病的病理去對癥下藥，而不是重復錯誤。

everfree

• 1中國最大的一個優勢在于，我們可以通過制度變革開出一塊新的市場和健康增長空間
• 2不是叫促進民營經濟的36條，而是叫限制國有經濟的1條。關鍵在削弱國有經濟的特權
• 3國有經濟其實是屬于政府的，政府去推動壟斷行業放開，等于是要你去向親兒子開刀
• 4所有問題的解決是兩方面，一收一放，收緊貨幣，放松管制，管好政府，還市場自由
  

危機倒逼改革是不幸中的萬幸
中國其實相對于西方國家最大的一個優勢在于，我們是一個轉型國家，我們的制度改進空間還很大，我們可以通過改革，通過制度變革，通過放松管制，開出一塊新的市場和健康增長空間。這種改革就激發出新的生產力，來化解現在的局面
財知道：現在的經濟下滑，可能各行各業都產生了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也算是一個比較好的改革契機？
胡釋之：這就是我們老說的危機倒逼改革，確實一定程度上有這個道理。我們講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它初期的時候，你會看到什么都好，GDP增長速度恢復很快，CPI漲幅其實也沒什么太上升。那個時候你去提改革，去反對凱恩斯主義，是沒人理睬、沒人聽的，人家會覺得你神經病，覺得你是想妨礙中國經濟增長，阻礙中國崛起。大家會說中國好好的啊，凱恩斯主義很神的啊，工資也漲了，收入也高了，產品也好賣了，物價也沒漲太高。
但這種刺激式增長，這種凱恩斯主義的辦法，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可持續，到了后期，等到物價開始漲起來，通脹開始顯現出來以后一定會面臨一個兩難局面，或者叫做騎虎難下的局面。要么就是說繼續保持高增長，然后物價也跟著漲，成為一個高通脹經濟。但這種高通脹的危險，我想任何一個當政者都很清醒，包括溫總理他也清醒。所以，他必定不能容忍這么跟著老虎瘋跑，會累死的。但你要去解決高通脹問題，就必定要收縮貨幣，要把老虎關進籠子，要去減少放貸，停止之前的錯誤投資，要停下來。
這又會出現什么局面？一下子又會發現經濟開始跌落，被老虎吃掉。到最后一定存在這種兩難局面，要治理高通脹，就必須要經濟增速降下來，而要讓經濟繼續保持高增長，又必然會出現高通脹。這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宿命，逃不掉的，高增長和高通脹成了一對雙生花。
所以這個時候，出現這種兩難局面，出現這種危機的時候，無路可選的時候，那政府真的要開始瞄準第三條道路了，瞄準我們說的改革，只有改革才可能化解這種兩難困局，幸好這也不是什么新路，而是我們曾經成功走過的老路，被實踐證明非常有前景的一條老路。
中國其實相對于西方國家最大的一個優勢在于，我們是一個轉型國家，我們的制度改進空間還很大，我們可以通過改革，通過制度變革，通過放松管制，開出一塊新的市場和健康增長空間。這種改革就激發出新的生產力，來化解現在的局面。所以政府才開始重視改革的意見，才重提改革，我想這其實也是這次把這些市場化改革派經濟學家請過去的一個重要背景。
但要靠危機來促改革只能說是不幸中的萬幸了，是交了巨額的學費才知道玩火會燒身。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在危機沒來的時候就看到違背經濟規律做事的危險，早早啟動改革？非要吃一塹才長一智？而且有時候吃了一塹也不一定長一智，要是被錯誤總結出個什么中國模式來，那只能是危機促發更大的危機了，別去想還能促成什么改革了。
中國改革的路徑就四個字叫國退民進
國有經濟其實又都是屬于政府的，你要政府去推動這些國有壟斷行業放開，這種利益糾葛是很難做的，等于是要你去向自己的親兒子開刀，是很難下手的。所以有時候也只能說是發發文件，哄哄那些干兒子，讓你知道當爹的也沒忘記你們，也很重視你們，但實際上是做不下去的
財知道：中國下一步改革的路徑是怎樣的？我們第一步應該做什么？
胡釋之：中國改革的路徑其實非常簡單，就四個字，叫國退民進。我們的所謂改革就是從一個絕對的公有制經濟，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經濟，向一個多元化的市場經濟改革，越市場經濟則國有經濟的比重越低，民營經濟的比重越大。
所以我們下一步改革的路徑很清晰，就是按照我們過去30多年走過來的路徑繼續擴大民營經濟的份額，減少國有經濟的份額。你要說再次改革，其實就是我們要搞再次的國退民進，啟發民間的企業家精神，這是改革的出路。
財知道：您怎么看待最近中央要求落實新36條，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有沒有實質性的作用？
胡釋之：這個其實溫總理在這次座談會上也談到，就是要辦幾件鼓舞人心的實事，這在新36條上是一個進步。我們講舊36條也好，新36條也罷，其實都是文件，都是口頭上的，都沒有落到實處，導致民間資本根本不信。所以不管是舊36條還是新36條，要發揮作用，要真正起到促進民營經濟的作用，第一條是要讓人相信，讓人相信你不是單單一個口頭文件，而是要辦實事。
為什么舊36條和新36條都會停留在紙面執行不下去呢？這里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的裁判員和運動員是一起的，我們還有很大的國有經濟。像溫總理這次講的鐵路、能源、電信這些領域，都是所謂的國民經濟命脈，都是誰在把握？都是國有經濟在掌控。而國有經濟其實又都是屬于政府的，你要政府去推動這些國有壟斷行業放開，這種利益糾葛是很難做的，等于是要你去向自己的親兒子開刀，是很難下手的。所以有時候也只能說是發發文件，哄哄那些干兒子，讓你知道當爹的也沒忘記你們，也很重視你們，但實際上是做不下去的。
舊36條和新36條停留在紙面上，不管是之前叫鼓勵非公經濟發展36條，還是現在叫鼓勵民間投資36條，要干實事需要的是什么？那真的是要有壯士斷腕的魄力，要有大義滅親的魄力。所以我覺得重要的其實不是叫促進民營經濟的36條，而是叫限制國有經濟的1條。當然因為國有經濟它會給自己編很多維持它壟斷的理由，所以也可能我們需要有36條來反駁這些理由，去執行限制國有經濟的方針。
我們急需的是要做這個事情。民營經濟其實根本不需要政府任何的扶持，它唯一需要的是政府一視同仁，或者叫平等、自由。所以問題關鍵不在于給民營經濟什么特權，而在于削弱國有經濟的特權，問題不在于怎么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而在于怎么限制國有經濟的發展。如此才能真正激發年輕人的創業熱情，而不是考公務員進國企的熱情，如此才能真正激發企業家的創新熱情，而不是移民熱情。
只有做幾件這樣的實事，才可能真正激發出民營經濟的活力，給中國新一代的企業家打氣，給中國下一步的經濟增長注入真正的活力。這次我看到像劉強東這種創業型的企業家也受邀出席了溫總理的座談會，這就是個很好的現象。前陣我和茅于軾到江蘇宿遷，在他們市委黨校演講時我就跟他們當地官員說，企業家是財富的最主要創造者，看宿遷對中國經濟增長能不能發揮更大作用，就看宿遷能不能冒出更多的劉強東這種的企業家，而看宿遷自己的經濟增長前景，就看有沒有更多的劉強東這樣的企業家去你那投資興業。企業家是最重要的資源。
如果改革，房價可能回歸到正常的價位
你像我們現在處理類似房價的很多問題，一方面是放水，不停地超發貨幣，然后導致房價起來，房價起來以后大家覺得是個問題，我們又用限購，靠加強管制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很多問題都這樣處理
財知道：如果像剛才您說的那樣，中國真的改革了，那目前的房價會不會發生暴跌，或者坍塌的一個局面？
胡釋之：這不是求之不得的嘛。我們現在的高房價不是一個正常現象，我之前總結了，一方面是說供給沒有放開，最典型的就是限制了土地的供給。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我們貨幣發行沒有受限制，導致貨幣量增長很快。最新的數據是M2已經達到92.5萬億，正加速向百萬億進軍。老百姓把多出來的錢換出去的需求很大，就去買房子等等，就用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房子，那就導致房價上漲成為一個問題。
如果真這么改革，比如18大以后真放開18億畝紅線。房價確實是有可能回歸到正常的價位上，這是一個好事。我們講正常的市場經濟其實物價不一定很高，其實更可能的是越來越低。這里我想拿房子做例子進一步總結一下。你像我們現在處理類似房價的很多問題，一方面是放水，不停地超發貨幣，然后導致房價起來，房價起來以后大家覺得是個問題，我們又用限購，靠加強管制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很多問題都這樣處理。一開始搞通脹，通脹起來以后又去找替罪羊，又去搞行政管制，去壓制價格，壓制需求。但我們真正要化解這個問題其實思路是要反著來，我們得一方面收緊貨幣，限制貨幣超發，另一方面放松市場管制，解除限購，加大土地改革力度，解除對土地供應的限制。
從這兩方面入手，把定價的權力交回給市場，這樣房價的問題就會得到很好的解決，它就有可能就會降下來。這其實也是以后，包括所有問題的解決都得在一個思路上有所轉變，最重要的是兩方面，一收一放，我們得收緊貨幣，放松管制，管好政府自己，還市場以自由。
胡釋之為宏觀經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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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中國經濟病入膏肓 屌絲國度形成中

近日，網絡曝光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8月18日在北京璽源臺的業主見面會上的不公開經濟講座演講內容。郎咸平表示，中國經濟已病入膏肓。資源過剩、產能過剩、中國債務危機、通脹危機、民營企業危機、銀行危機、房地產危機和消費危機，八大危機是中國經濟的一座活火山，目前正是暗潮洶涌，就待某一天，從地底噴薄而出。以下是郎咸平在會議上的部分講話內容。

你們花時間來這里聽我演講，已經是看到今天中國經濟的空隙。在這個媒體的報導中，你居然發現的信息中發現許多報導的不真；中國經濟到底怎么了，我的答案就是——冰火兩重天，什么叫冰，今天的樓市和股市為冰，高檔樓盤高檔汽車高檔奢侈品高檔古董高檔藝術品高檔服裝為火。

其實你不用懂經濟，你生病的感覺就是冰火兩重天，發燒同時發冷。面對經濟有著冰火兩重天的感覺就是經濟也生病了，今天的危機我們的政府不堪病起，從而開錯了解決的藥方，結果病情更加惡化，甚至病入膏肓，這就是中國經濟的現狀。
中國經濟病狀

第一季度，冰箱銷售額下跌30%，4月份空調銷售額下跌20%，美的銷售額下跌22%，格力銷售額下跌20%。5月工程機械數據顯示，壓路機推土機下降30%裝載機挖掘機下降20%。上半年卡車下41%，其中重型卡車銷售量下降31%，昨天剛公布數據，昨天數據，生化煤炭集團，供應24列火車，但事實上只有4列而已。

按照政府公布的數據（但我對其可信度高度懷疑），鋼鐵企業與去年同期相比，利潤下跌96%，已經夠多了，但是我認為還不夠。造船方面，根據國際統計，登錄了182家造船廠，其中46家沒有造船。

輕工業方面，以我們熟悉的雅戈爾為例，去年裁員17,000人，今年第一季度利潤下跌30%，李寧利潤下跌64%，是該公司上市8年來第一次。

除此之外，我們政府這幾年瘋狂推動的高科技行業，比如，近三年推動節能減排不余遺力，現在卻面臨全面抨擊。

以光伏企業為例，去年尚德電力虧損4.8億美金，英利虧損5.09億美金，上半年所有光伏企業面臨全線倒閉的困境，但從去年八月份開始已經倒閉50%，11月開始，80%倒閉。

零售方面，蘇寧上半年利潤下跌三次，國美負增長。但上個月GDP增長7.6%，若確實是7.6%，那真正是漲。

結果今年6月22號紐約時報，7月12號華爾街日報，7月17號倫敦金融時報，三大國際最大最富盛名報紙同聲嚴厲譴責中國ZFGDP的數據全部造假。

真實的情況確實這樣的，從去年7月份開始，中國經濟領先全世界第一個國家進入探底。歐洲、美國不是很糟糕嗎？還敢相信媒體的報導嗎？其實最糟糕是我們自己，歐洲只是進入危機，中國是更可怕的危機。美國經濟已經領先所有國家回暖。制造業復蘇，中國經濟出現了什么危機？答案就是，與美國相反，制造業危機。中國誤看病情，從而開錯了幾個藥方

產能過剩危機

舉例說明，“以高鐵為例，開啟資金為1.2萬億。直至6月30號為止，高鐵總開啟資金卻為3.2萬億，資金缺口為2萬億”。以高速公路為例，4萬億高速公路建在中西部，卻基本沒有車在上面跑，直接導致產能過剩，在建過程中又消化鋼筋水泥的產能過剩。汽車12%產能過剩，十二五后40%；鋼鐵去年年底21%過剩，今天35%過剩；水泥28%；電解鋁35%，不銹鋼60%，農藥60%，風能發電70%，玻璃93%過剩，種種過剩。嚴重的產能過剩，必將帶來經濟的蕭條。而股市就是最直接的證據，截止到目前為止，70支股票跌到盡頭，其中70%為產能過剩，包括16家鋼鐵公司，8家高速公路公司，3家鐵路公司等等。

中國的債務危機

2010年政府總共投入了28億萬的鋼筋水泥。稅收8萬億，剩余的20萬億全是政府瘋狂印鈔。到去年10月份為止，我國共印鈔35萬億，國企拿了20萬億，地方鎮府拿了14萬億，地方政府14萬億一年的利息就是1萬億，地方鎮府還不起，只好違約。于是乎，中國債務危機開始爆發。4月18號云南、四川、廣東率先違約。也就在同一天，中國股票開始跌，并且自此開始跌跌不休。

而濫發鈔票也導致中國嚴重的通貨膨脹。去年百分之二十五，今年百分之十二。通貨膨脹導致購買力下跌。最終受苦受難的還是老百姓。

房地產危機

房地產危機更是風雨欲來。在中國多種投資渠道受阻的當下，大部份資金都流向樓市進行保值，連民企資金也不斷涌入進來。而在大量資金的進軍之下，近幾年樓價上漲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如何抑制火山爆發？郎咸平說，政府搬來一塊叫限購令的大石頭壓住了火山口。而房價也幾個月未漲。

但是，大石頭能壓住火山嗎？“火山突圍只有2個出口。第一個出口，從地殼的薄弱環節再度突出爆發，那就由地產零頭的五十幾個相關行業第三次探底。現在正在發生。第二個出口，巖石被融化，火山再度爆發。這就是為什么3月份前樓價一直沒漲，而到了7月份卻開始漲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樓市再度火爆。”

制造業危機制

造業危機那么制造業得了什么病呢？讓我們回到30多年前改革開放。今天，我不想談改革開放是否成功，但是有一點我確定的是，我們犯下了重大錯誤，那就是我們在我們國家簡單的定義為制造業大國，這個問題很嚴重。

何為制造業大國呢？那就是我們國家親手將制造業的其它三大非制造環節，包括1、產品研發，2、渠道物流，3、關鍵零配件，拱手讓給歐美。這問題非常嚴重，因為誰掌握這三大環節誰就掌握了制造業的定價權。

今天做制造業的企業家生活很是辛苦，每天從早到晚好不容易生產出產品，價格你說了不算，而是掌控了那三大環節的企業說了算。就以iphone為例，蘋果掌控產品研發和渠道物流，一個iphone可替蘋果創造360美金的價值，硬件廠商如英特爾掌握關鍵零配件，一個iphone可為其創造187美金的價值，而沒有定價權的制造大國，以熟悉的富士康為例，只能給富士康創造6塊5毛4美金的價值。

也就是說，一臺iphone，蘋果拿到的是富士康的60倍，英特爾則為其30倍。也就是說，一個沒有定價權的富士康，能拿到的價值只有6塊5毛4，利潤一定是最低的。

以去年為例，蘋果的利潤295億美金，英特爾的利潤129億美金，富士康的利潤7284萬美金而已，0.7億美元，簡直不成比例。到了03年之后，情況加速惡化，因為制造業的遏制競爭的開始，上市定價權加上遏制競爭，終于使得我們的制造業利潤大幅下挫。06年下半年，終于爆發了歷史上第一次制造業危機。由于制造業利潤頗低，于是乎從制造業拿出大量的錢不做，跑去炒樓炒股、紅木家具，終于導致06年的泡沫。

請記住郎教授名言，只要你在中國看到的泡沫，一定是一個更大危機的前兆。06年的泡沫，所象征的危機，就是08年6月份廣東、江浙制造業百分之二三十倒逆的前兆。去年前年，你們親身經歷的泡沫，他們所象征的危機，就是中國經濟病入膏肓。中國經濟惡化的速度，從來沒有如此迅速，改革開放來還是第一次。

leftwall

經濟不會倒塌，只會側滑~

心結

呵呵，我還是持悲觀的態度，這家伙只是出來試探口風的

wanghejin

危機好，危機了，上面束手無策了，真正的經濟學家有效的改革策略才可能占領語言陣地。
早死早托生。
其實倒不是御用文人沒有足夠的智商，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只是被迫選擇性思考。
只有外部矛盾積攢到無法拆解時，才能迫使人們選擇真理。

everfree

創新是在一個寬松、自由的環境中，自由的思想不斷嘗試、不斷突破的過程，它的失敗是大概率事件。我們的社會文化，自古以來都是成王敗寇，這個成王敗寇的社會文化對創新產生了潛在影響，要推動我們國家的創新活動，需要改變這樣一種觀念，失敗者也是光榮的，因為你們已經嘗試過了，因為你們已經體驗過了，無論成功與失敗，你們的生活和那些平庸者將是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