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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國人的價值觀會涉及到民族自尊心、個人情感，這是一個容易做出判斷、卻難以一言九鼎的話題?！ 〗裉熘袊鳛樗^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論是在科學技術領域，還是人文社科領域，短處是顯而易見的。當代中國社會沒有多少人坐冷板凳讀書思考寫作，即使有一些也極度邊緣化，言論空間則充斥著“咳風唾地”的口水表達。* C) A6 j8 x5 j8 y1 v* @0 l- ]9 j% J
這些令人沮喪的事實會使我們懷念起祖先的光榮，懷念老子、孔子們的偉大。確實，傳統中國文明有著不容爭辯的價值觀，老子、孔子、墨子們在“軸心時代”實現的精神性超越，至今仍是人類最可寶貴的遺產之一。但無論是陰陽之道、易道邏輯、兼愛思想、道德黃金律、仁義倫理坐標⋯⋯我們后人難以說這是我們當代人的價值觀。換句話說，這些美好的思想、信仰、情感，是書本上的、傳統的，而不是實際的、當下中國的⋯⋯我們當代中國人流行的是“狼圖騰”“硬道理” “活著”“說不”或“不高興”。- U; \) E6 X9 O A
因此，談論中國價值觀不是一個能夠討巧的事。即使中國人自己，在康梁變法之后，也明白我們在價值觀上一塌糊涂，難以應對現代危機。面對西方文明，傳統中國必須回應、轉化，以立足于現代文明之列。4 T- V( ]# v y# e3 |2 v
牟宗三先生曾說過，20世紀以來的中國是材料的世紀，不是形式的世紀。我們的精英和人民，幾代人的人生努力，只不過是文明眼里的材料，有待他人來審斷。直到今天，我們有著世界上硬件如大樓蓋得最好的大學，但我們教育出來的人才多半只是材料而已，遠遠談不上人才。以至于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裴敏新最近談中國高等教育，說社會中上層用腳投票，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國外接受高等教育，“是一個十分理性的決策”。
& O" L n2 s1 y0 C1 i1 W 如果我們從這些角度考慮現代中國價值觀問題，我們大概能夠理解，新儒家所說的“坎陷”只是一個表面現象。照其所說，中國在遇到西方價值觀之前，似乎還有足堪驕傲的價值，似乎還有足夠自處、上下和諧相處、對外共處等等的信念、規則。但事實上，明清的陋規即潛規則，李鴻章總結的外交 “打痞子腔”等等已經證實，我們在明清之際即已失去了立身處世的信念和價值。
* L' a+ X$ j0 B- `2 z1 F* ] 因此，“坎陷”一說其實是自欺欺人，它跟一百年來政治家、實業家們說的“實業救國”“科技救國”“趕超戰略”等說法異曲同工，即我們先不管文化、信仰，我們先把自己的國家規模、國民經濟、GDP等等搞起來再來談價值，再來談文明模式。好像我們把有價值有信仰先放置一邊，我們放低身段，是為了跟西方人站到同一層面講實力。' s7 L9 U' |4 @! b1 |. @: N! ?8 Z7 ]
這個官產學領域的“坎陷”表達看來是權宜的、實用主義的，本質上是自欺欺人，它跟傳統中國的衰世表現并無二致。湯顯祖、馮夢龍、曹雪芹、龔自珍等傳統中國一流的文化人，反倒是真誠地意識到中國文化的衰敗，他們誠實地承認自己處于歷史的黑暗期。即在明清之際，中國的上層精英和下層民眾已經無能賦予中國文明以新的形式。明朝中后期的士人之所以崇拜王陽明，就是因為王陽明提供了一套思想價值體系。殊不知，王陽明的思想不足以給萌芽出新的生產關系的中國以安身立命的價值。平民大眾時代的來臨、市民文化、個人主義⋯⋯等等絕非王陽明向內求的“良知”即可落實。6 E$ i2 r K/ X$ h
就是說，中國出現了新的生活生產現象，中國的上層精英難以為其背書證明。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曾說：“有許多的事物，當歐洲人還沒有發現的時候，中國人早已知道了，但是他們不知道怎樣加以利用?！笨梢?，他在當時即已洞明：中國人能夠提供材料，卻難以抽象，難以總結。換句話說，中國人對資源的利用率極低。
% v; Z3 {, V6 W) p 中國人對知識資源利用低，這一點少有人強調。社會發展，給人尤其給精英人群提供了足夠豐富的材料，供其總結、提煉、示范，但中國的精英人群少有優秀者、高貴者、誠實者來完成這樣的工作。最近一二十年的中國社會發展，跟西方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有類似之處，但西方人產生了《在路上》《等待戈多》《單向度的人》《伊甸園之門》《寂靜的春天》等文學哲學社會學巨著，產生了“存在主義”思潮、“垮掉的一代”、學生造反運動⋯⋯產生了薩特、阿隆、阿倫特、馬爾庫塞、羅爾斯等大才……而我們中國幾乎交了白卷。
/ [+ [% h* D4 a9 I 因此，談論中國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精英階層的批評、質疑和省思，這也是今日中國社會呼喚精英責任倫理的原因之一。政治倫理、企業家責任、學者良心、財富的品質、貴族的含義⋯⋯等等，都是要求精英階層為中國負起責任。這種呼喚，在方法上跟王陽明的路徑并無二致，其效果已見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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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1-9-22 17: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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