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改革是怎樣失去共識的

owen2009

2011年的兩會比往年更受關注，有幾個理由。首先，中國的進一步改革面臨一個深層次的轉型；其次，這是十二五規劃的開端之年；最后，處于一個受突尼斯與埃及革命影響的世界局勢變動的當口。這使得中國的決策者需要權衡各種相互糾結的利益，以繼續維持穩定和諧的局面。

但政府對民間社會期待的回應比較慢，民間社會的滿意程度也比較低，并且雙方對于未來中國改革的期待并不完全一致。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成為體制內外堅持改革者的一種呼聲。這種呼聲主要想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尋找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動力；二是更為具體的縮減貧富差距和改變政府與民爭利的情況，以實現平穩持續的發展。這從《政府工作報告》中先說要繼續發展經濟，再說民生保障策略中，可見一斑。

政治上無競爭的統治合法性依賴于對支持者的購買而實現。前三十年的改革主要通過縱向提升全民平均收入而獲得，也就是所謂的“以增長換統治合法性”。增長主義的合理性建立在平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只要老百姓能獲得比以往好一點點的收益，就會支持增長戰略，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十一五規劃”。不難理解，在吃不飽飯的情形中，能吃飽就能獲取底層的政治呼應和支持。這也是對之前的改革之所以有共識的重要“群眾基礎”。

但一旦到了衣食基本不愁的階段，以貧富差距和城鄉差別為代表的分配不公，就會反過頭來影響對增長戰略的支持。這得到了行為經濟學相關研究成果的證實。這些基于最后通牒博弈實驗或者獨裁者實驗的研究成果，大致表明了如下結論：在極度貧困地區，只要人均收入略有增長，那么對于貧富差距的可容忍程度就比較高。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即便人均收入水平依舊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幅度低于貧富差距擴大的幅度，那么其不可容忍程度也會急劇上升。這通常意味著社會運動和群體性事件，最為典型的是罷工。而一旦當貧富差距的惡化程度較為嚴重，而且同時通脹率急劇上升的話，就可能引發革命。

這時候，對于統治者而言，增長戰略的重要性就要讓位于分配戰略。但對于分配如何處理，政治上無競爭的執政者與憲政民主制度中的執政者，面臨的約束條件是極為不同的。中國的威權體制使得其更傾向于采用“堵”的模式，通過維穩力量進行限制社會不穩定因素。因為這更符合執政者的決策模式。對于威權政府而言，穩定壓倒一切的執政目標往往并不是建立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上，而是威權體系內部的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結果。

這也成為分配性戰略實施起來困難重重的原因之一。因為分配性戰略不僅意味著要改變威權政府與民爭利的格局，也意味著要讓既得利益集團吐出已經習慣的利益份額。這一來與威權政府的利維坦邏輯相悖，二來既得利益集團的回吐也并非容易的事情。這或許也可以解釋何以從“十五規劃”到“十一五規劃”，十年間兩會對民生的關注并沒有真正落到實處，尤其是教育部分的支出一直未能到達合理的水平。更重要的佐證是，三農問題已經連續占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頭號議題多年，但城鄉差距卻在繼續拉大之中，并且對農民產權的保護力度還出現了下降趨勢。尤其是對城鄉結合部農民宅基地和農村集體土地的征用引發的一系列群體性事件，更表明了沒有政治競爭的約束，利維坦的膨脹速度將會超乎預料。

對于威權統治而言，最重要的是維持基于權威的穩定結構，而不是經常變更統治者的憲政民主模式。因為后者引入了政治上的競爭者，使得威權有可能失去統治地位。所以威權執政的首要目標是使得自己處于統治者的地位上，在這一目標條件下，選擇維持穩定的手段。那么壓制一切可能造成威權統治動搖的社會活動，就成為必然的選擇。無非是，隨著改革進入到“十二五規劃”，繼續通過推進改革來提高人均收入獲得支持的增長性戰略日益失效，對貧富差距和城鄉差別的關心持續高漲，迫使執政者考慮選擇不同的維穩策略。由于這一選擇以不能動搖威權統治為基礎，那么選擇一手抓民生保障，一手抓和諧穩定，兩手抓兩手都硬，成了必然的選擇。而這兩手之間的互搏以及造成的浪費，反而是不重要的了。

例如據財政部周六公布的一份報告，即年國家投入到警察系統、國家安全系統，民兵以及法院和監獄等"公共安全"領域的預算為6244億人民幣，這一數字比去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了中國2011年公開的軍費預算6011億元人民幣。維穩費用超軍費開支，一方面得益于購買了大量國際支持，使得維持大規模軍隊的必要性降低，尤其在國際普遍支持裁軍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增長戰略效力降低后的選擇。

這與憲政民主制度的巨大不同在于執政者可否更換的前提。在憲政民主制度下，同樣存在維穩的問題。各種眾多局部的示威運動，使得民主制度被廣為詬病，認為其充滿了亂象。但這種亂哄哄的民主，實際上起到了出氣口減壓的功效，加上憲政民主制度下的選舉制度，使得其在整體上采用了“疏”的手段，來維持一個大致的動態“穩定”。

這種“疏”的策略在中國也具有悠久的歷史。盡管早在大禹治水時期就被發明，并且獲得很高的評價，但與此相關的政治上“禪讓制”卻與威權格格不入。

所以回過頭來看“兩會”期間被廣泛討論的下一步改革問題，或者“十二五規劃”問題，其實都涉及所謂改革共識在哪里的問題。但這可能是一個問錯了的問題，也許更應該問的是，在威權體制下，怎么會出現前三十年所謂“改革共識”，尤其是對增長性戰略的共識。用增長換穩定，只不過是威權政府采用的成本較低維穩手段，而這一手段在當時恰好切合了一窮二白的經濟底子，增長戰略具有的維穩含義恰好符合了老百姓對收入增長的渴求。鄧小平理論因而獲得了政府與民間的“共同支持”，所以形成了改革共識。

但這種歷史的巧合與真正的“共識”可能是兩回事。事實上中國的改革有沒有出現過所謂共識是存在疑問的。鄧小平改革對于威權政府而言，是出于維穩之考慮，而對于民間社會而言是致富的考慮，這兩種目的并沒有實質性的共識，只是在表面上采用了共同的市場化改革手段而已。這種碰巧采用相同手段，與共識有很大的差別。

表面上看，兩會中，政府降低經濟增長目標和許諾將在民生保障方面加大投入，并下決心縮減貧富差距，是回應了民間社會的改革訴求，是一個相互妥協的結果。但仔細來看，并非如此。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政策制定過程依舊是非參與性的。這種表面上的政策看起來是一種回應，但卻掩蓋了真正的民間社會的訴求。對決策以及在具體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參與”訴求被忽視了。這意味著，表面上的合意并沒有真正消彌分歧，因為對于威權政府而言，其目的在于維護統治。也就是說，假定存在一條統治曲線，對于威權政府而言，所有可行的變動是沿著這條線進行移動。但對于民間社會而言，其目的在于改變統治曲線的形狀，甚至移動統治曲線。這是本質上的不同。

在兩會期間呼吁十二五規劃重新凝聚改革共識，這或許是一種過于一廂情愿的設想了。因為對于威權政府而言，政治無競爭條件下，穩定壓倒一切。而新一輪的改革如果注重增長戰略，那么帶來的邊際效果已經很低；如果采用分配戰略，那么必然意味著“沒有共識”，要么向威權妥協，要么被威權壓制。而對于終結威權統治走向新體制的改革，并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存在這種平穩過渡的改革共識。中國維穩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來源：中國經濟網

老鷹

分析深刻，請樓主轉貼到群組里，放在這個欄目不是很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