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論壇公眾號上發現的一篇文章,轉發過來,大家討論一下,是這么回事嗎:
反思 | 滴著血的工程機械設備
國際上很多優秀的工程機械企業都是百年老店,可仍在有序發展,如:卡特彼勒、小松、約翰迪爾等。可是,很多中國工程機械企業卻在經歷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壯年時期就遇到了發展的瓶頸:主機廠面臨產能過剩,經銷商出現大面積虧損,甚至倒閉,客戶有設備找不到活兒干,有工程收不到款項,導致設備還不上貸款被質押。 20多年前,設備價值高,利潤也好,經銷商賺錢,客戶也賺錢。一個高速增長的行業,結果卻像鋼鐵、光伏太陽能等行業一樣,做得一地雞毛,賣設備不賺錢,買設備也不賺錢,從主機廠到供應商,從經銷商到終端用戶,沒有人日子好過。這一切難道只怪市場?中國可是讓世人羨慕的大市場呀! 所有的短缺都是以過剩收尾,所有的過剩都是從短缺開始,中國制造把一個個行業做成白菜價,讓別人無路可走,也讓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每個人都明白這種做法不可持續,卻不知道如何走出困境。 我們都羨慕北美市場,卡特彼勒年年漲價,設備更值錢了,經銷商受益,終端用戶開心,可我們卻年年降價,人人叫苦連天。什么原因讓我們走到今天的被動局面?難道除了野蠻生長和“殺雞取卵”就無路可走了嗎? 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增長,市場對工程機械設備的需求強勁,讓我們趕上百年一遇的發展機遇。銷量的增長,企業的壯大,讓很多人誤把時代機遇當作個人本事,堅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信心爆棚。為了多賣設備,維系高增速,就把服務送掉,把配件送出,還實行“零首付”,打價格戰,毀掉整個行業的生態,卻從不考慮這些做法的后果。 中國人很喜歡吃黃花魚,特別是野生大黃魚,是我們小時候記憶中最美味的海鮮。為捕到更多野生黃魚,賺更多的錢,中國漁民曾經采用過一種野蠻的“敲咕作業”,即幾十條船一起敲竹板,讓黃魚頭骨中的兩枚耳石產生共振,大魚、小魚一起昏死,一網打盡。 這種滅絕性捕撈方式讓黃魚的捕撈量在1974年達到創記錄的19.7萬噸,可也讓野生大黃魚受到毀滅性打擊。1994年黃魚的捕撈量驟降到2萬噸。進入21世紀后中國近海幾乎無魚,中國十大漁場全部名存實亡,野生大黃魚已基本絕跡。 從“零首付”信用銷售到“價格戰”,從“終身免費服務”到買挖機送配件,誘惑潛在客戶來個“一網打盡”,這幾乎是半個世紀前黃魚捕撈模式的翻版。不少實力不足的用戶,在誘惑面前一時沖動購買了挖掘機,結果卻還不起貸款,為此傾家蕩產,不僅失去設備和財產,有些用戶甚至被逼得要自焚或跳樓。 國產品牌產能過剩,全世界的客戶只購買中國挖掘機產能仍然過剩,造成供求嚴重失衡。為此,主機廠逼著經銷商降價沖銷量和占有率,結果挖掘機銷量不斷創新高,經銷商卻賣一臺虧一臺,經歷了從天堂到地獄的“過山車”,幾年前促銷活動燒壞點鈔機的畫面仍歷歷在目,今天卻不得不面對一大堆“應收賬款”和債權,還有主機廠的訴訟,一夜回到解放前,只留下一身的病痛和不堪回首的往事。 一位經銷商朋友跟我說,工程機械是一個血淋淋的行業,每臺設備上都滴著鮮血,用戶和經銷商的血。不少經銷商老板告訴我,他們很期望回歸到普通人的生活,哪怕20年白干了,失去所有的財富。可是,這個行業卻是“進得來,出不去”,即使退出去也不得不承受巨額的債權,不得不在迷茫中負重前行。 主機廠曾經逼著經銷商沖銷量和占有率,拍著胸脯說“出了問題我們會一起擔!”。可是當經銷商真的出現問題時,經銷商等來的不是廠家的支持,而是法院的傳票,經營多年的老板們越做心越涼,越做膽越小。 為什么我們不能像國外企業一樣“理性”地做生意?為什么有限責任公司卻要承擔無限責任擔保?為什么要用激進的營銷政策把明天可能賺到的錢今天就放進兜里,不久之后又不得不掏出來堵窟窿?難道這就是中國特色、中國創新嗎?急功近利把行業推進了深淵,并沒有給客戶和經銷商帶來價值,激進營銷的“雙刃劍”,最終傷害到經銷商、用戶和整個行業,讓設備上沾滿了鮮血。 稍有理智的人心里都很清楚,巿場不可能永遠增長,總有一天會飽和,按照市場規律順勢而為,企業才能健康地發展。服務后市場被我們親手放棄,客戶流失率高居不下,導致工程機械企業的市值普遍不高,企業一邊尋找新客戶,一邊放任老客戶流失,這比掰棒子狗熊的智商到底高出多少? 回首過去20年行業的起起伏伏,雖然波瀾壯闊,卻充滿了血雨腥風,我們給后人留下了多少有價值的理論和創新?留下了多少可持續發展的經驗?行業里留下了很多淌著血的故事,以及仍在不斷重復的教訓。進入存量市場以后,“整機養服務”的政策已無法持續,很多經銷商陷入了困境。 彼得.德魯克說過:“企業在定義自身的使命和目的時,其出發點只有一個,即客戶。滿足客戶的需求既是企業的使命,也是企業的目的。”工程機械行業的做法真的滿足了客戶需求嗎?沒有。 國內市場下滑,中國品牌都把目光投向海外,如果我們不反思中國市場存在的問題,我們必然會在國際市場重蹈覆轍,重演價格戰和“零首付”,再現工程機械的“滑鐵盧”,我很希望自己是杞人憂天。 60歲以后我經常思考三個問題:“我百年以后能為這個世界留下什么?過去一年我為此做了什么?未來一年我會為此做些什么?”思考這三個問題讓我明確一件事:改變是我們的唯一選擇,回答這三個問題,就能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