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企“經營之神”的故事，在中國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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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輪日企“經營之神”們集中離場——伊藤雅俊、稻盛和夫、豐田章一郎等人物的逝世，讓“日企”曾經所代表的神話符號，徹底剝離了當代的語境。

2023年3月10日逝世的伊藤洋華堂創始人伊藤雅俊，享年98歲；一個月前過世的前豐田社長豐田章一郎，享年也達到了97歲。而在去年，稻盛和夫與索尼前董事長出井伸之，也均在九旬前后去世。

這些親歷日本經濟騰飛的經營泰斗，在接近極限的自然壽命內，成為日本黃金時代最后的旗幟。他們和上世紀90年代離世的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不同，他們親歷過日本奇跡，也見證了日本經濟失落的三十年。

而正是這些人，與中國企業三十年來的覺醒，多少有些藕斷絲連。

稻盛和夫、伊藤雅俊們是國內企業家們的活教材，尤其是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經營模式在中國長久風靡，并與張瑞敏、馬云惺惺相惜，在他的一些授課課堂上，狂熱的學徒們會為老先生舉行莊嚴的儀式。

伊藤雅俊的7-11，在中國興起新零售狂潮時，成為無數人研究的樣板；豐田章一郎所掌握的豐田精益管理，以及出井伸之所代表的索尼經營神話，均被中國企業主們奉為圭臬。

這些在幾十年前讓日企騰飛的經營哲學，在隨后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中，沉淀為復盤黃金年代的精華，一度成為中國企業的啟蒙讀本。

然而日企對中國的澆灌，在世界經濟格局的變遷中開始陡峭下滑。

硅谷吸引了中國新型企業們的注意力，日企漸漸不再是被效仿的題材。當日本奇跡的末代企業家們敲響生命最后的晚鐘后，我們對完美企業家的想象，也已經和日本關系甚少。

在日本的傳統制造企業中，褪去了曾經的榜樣光環后，自身的弊病也開始被逐漸放大。

索尼原CEO出井伸之在他的《人生的經營》一書中指出，“日本無法從制造神話中擺脫出來，日本企業無法很好地與IT技術融合，陷入‘創新陷阱’。而且，日企還存在著‘官僚依存癥’這一大問題。”

出井伸之將日本錯失互聯網的原因，歸結為日企對傳統商業模式的頑固。

在80年代，日本的計算機市場就開始采用垂直一體化的生產方式，整個供應鏈條，恨不得全由自己包攬，但是隨著行業的迭代速度以及市場的擴大，日本廠商的垂直一體化無法與國外的水平分工生產方式相抗衡，例如后來蘋果的全球分工。因此，日本廠商逐漸失去了市場份額。

在中國過去一直承攬的生產制造環節，便宜的勞動力讓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價格得以下降，這也讓那些仍舊在日本制造基地進行生產的廠商輸在了成本競爭當中。

同樣的邏輯體現在日本的新能源汽車領域。日本在2013年通過《日本再復興戰略》確立的氫能源車地位，正在純電汽車的圍剿下陷入尷尬。

氫能源脆弱的供應鏈讓日企始終處于孤軍奮戰的狀態，而在純電領域，通過產品端對消費者的補貼，以及投資上游所產生的一大批“能打”的供應鏈公司，已經讓純電系擁有了牢固的閉環。

日本氫能源車在2050年的全面普及計劃，如今看來，顯得縹緲而沒有依據。

面對日本人的低欲望和對這個時代的悲觀，稻盛和夫提出的議題是“人為什么要活著”。對于這位已經皈依佛門的老人而言，你很難用現實商戰中殘酷的細節去追問“活著”所能給出的更多解決方案。

茍延殘喘的活著，成為一種常見的現象，日企祖傳的“年功序列”制度，營造出這些企業摸魚、養老的通病。

以工作年限來劃分的薪資和晉升制度，即使一些員工能獨當一面，發揮著頂梁柱的作用，在“平等”的年功序列制度下，薪酬和評價也不會有破格的體現。另外，員工可以在一個企業熬一輩子的情況，安穩的就業環境也在遏制冒險的創新創業行為，即使安倍晉三任期推行了前無古人的負利率政策，都沒能將日本經濟體中慵懶的投資欲望盤活。

甚至更多的投資被投放到了海外的市場，因為日本幾乎沒有標的。

孫正義通過游說中東王室募集到的千億美元基金，被瘋狂注入到了中國的互聯網項目中，其中很大原因，是因為早年阿里巴巴促成了軟銀的功成名就，這讓他押注的目標又定位在了字節、滴滴、貝殼、餓了么、Keep等一系列中國互聯網項目上。

日企從過去的信仰輸出，變遷為財務輸出，美國和中國兩個最活躍的投融資市場，才是二十一世紀的經濟信仰。

如果說美國在80年代通過《廣場協議》的持續發酵，最終結束了日企在本國的喧賓奪主，那么在中國，你很難說日企的印記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消失的。

然而，在2023年，隨著日本黃金年代大師們集體的散場，日企在中國的影響，似乎也終于結束漫長的曖昧，成為了一簾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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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么原因，我一直對所謂的“日本經營之神”諸如松下、稻盛、等等沒有好看法，書上說的如何如何的好，我也總覺得不是那么回事。這就是我個人的內心話，說出來就不憋得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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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大野耐一和新鄉重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