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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可怕還是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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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可怕還是可敬？
2010-5-10信水清流
——浙商的優點屬于浙商，浙商的缺點屬于時代。浙商的缺點其實是中國商人的共性，相信在一個民主、法治的真正市場經濟環境中，浙商會真正成為讓世人尊重的一個群體。
最早接觸浙商，是在80年代初，我還是一個10來歲的小孩，我們家鄉是和浙江交界的，幾個浙江麗水的人來到我家，那時候父親是大隊干部，他們要租大隊的幾間屋子做面條賣，那是剛放開個體戶的時代，幾個浙江人提了幾斤桔子做禮物，還幫我們家插了一天秧——這也算早期的腐敗吧？
他們做了一年還是兩年，我忘記了，似乎也沒賺多少錢，其中一個人娶了鄰居的女兒，算是一大收獲吧，要知道在那個“投機倒把”還是耳熟能詳的時代，這幾個浙江個體戶無疑在我們家鄉的少女心目中有點傳奇色彩。還記得有個帶頭的對那個“搞對象”的家伙有點意見，說他不好好做生意，心思都在“搞對象”上了。
可是如果我們穿透浙商的光環，冷靜的去看，浙商其實一點都無法讓人感到興奮。
依賴權力，能騙就騙
浙商的22條軍規，第一條是要看CCYV，最后一條是要留有后路；不要相信合約或合同；這些軍規反映了浙商急功近利，為商業利益不在乎道德的弊端，而且浙商很多時候走上沒有后路的路。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接觸到臺州春和集團的一個高管，他說他的老板以前是臺州市委宣傳部長，在位的時候就悄然持有多家民營企業的股份，退休后號稱白手起家，其實是把以前的財產漂白合法化。
如果僅僅是希望官員的支持也就罷了，舟山首富舟基集團董事長黃善年參與舟山當地的圍海造地、港口航道建設以及3100米“50年一遇”的標準海塘建設。海塘建設資金主要為當地財政撥款及公務員籌集。“其中公務員出資是強制性的。”這種官商一體化甚至盤剝公務員的做法就太赤裸裸了，黃善年2005年從上海回到舟山投資本金海灣項目，投產不到一年金融危機爆發，物流貿易急劇萎縮，而新的造船訂單幾乎為零。2009年11月，黃善年被紀委帶走調查。
廣東是外貿大戶，浙江人做外貿卻是走的捷徑，2003年浙江國稅827.15億,出口退稅465.96億，2006年，杭州市上城區國稅局190戶外貿出口企業中賬面虧損的有147戶，占總數的77.36%。上城區190家外貿出口企業的銷售總額約24億元，出口企業共繳納所得稅312萬元，而當年上城區拿出的出口退稅則達到了2.86億元，平均每家得到出口退稅150余萬元。
2006年上半年，浙江省共辦理出口退稅344.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2.7億元。在省屬65個市、縣中，出口退稅額超過出口退稅基數的有55個。杭州市國稅局人士透露：“2005年杭州市國家核定的出口退稅基數是37億元，實際退稅卻達到87億元，地方財政負擔超出基數的7.5%約為3.75億元；今年估計出口退稅總額要達到100億元。”杭州被這些退稅大戶弄得沒辦法，以至于要用獎勵來請它們離開。
浙商的集裝箱到了海上，就往海里倒貨物。
納愛斯是國營化工廠改制而來，娃哈哈也是原來的國營食品廠，號稱經商能手的浙商，兩個大企業卻都不是白手起家的，好在有個阿里巴巴給浙商挽回點面子。依賴權力影響了企業的自主經營。
和官員合作，很多時候有隱藏風險，黃善年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
2010年4月，浙江商人馬明良在大豐投資開發房地產，投資了民營企業江蘇大豐市寶利置業發展有限公司，擔任副董事長，另一合伙人董事長聘用大豐市政府干部呂永明擔任公司總經理，領取高額薪酬，濫用職權，以至企業虧損幾千萬。
出身浙江農村的張國芳，小學文化，21歲闖蕩至甘肅定西，憑借其精湛的木匠手藝，創辦沙發廠，他在1990年代后期前往蘭州。在數年的時間里，他奇跡般地成為甘肅首富，并在2003年以蘭州國芳百盛工貿集團董事長身份登上中國百富榜，其旗下擁有一家年銷售額達10億元的購物廣場、一個國際博覽中心和一個五星級酒店等16家企業分支機構。在開發蘭州博覽中心的時候，為了解決資金難題，張國芳用滿天飛的廣告攻勢和東方紅廣場黃金地段的吸引下，把300多間精品屋提前售罄。但是在建成以后，張國芳引進金獅百盛，以商場經營格局變化為由，將已經賣出的精品屋全部收回。張國芳食言而肥，用黑社會勢力強行收回，普通業主只是拿到了原來的錢，連利息都沒有退。有官方背景的人才拿到一點溢價，而他的高管卻對人說“這是我們老板最高明的一點。”2004年5月份，張國芳被紀檢部門以“協助調查”帶走。
走多了夜路，總會遇到鬼，浙商的見利忘義還自以為聰明很多時候會害了他們自己。
對于有錢人來說，要知道底線，無論是法律的還是社會道義上的，否則到了那一步就后悔莫及了。
管理水平落后，藐視法律，只靠人海戰術
人們習慣稱江浙，實際上浙江和江蘇完全不同，和“無徽不成集”相提并論的有“無宜不成校”，江蘇無錫宜興出的大學老師非常多，浙江只有浙江大學一家進入了教委評選的211工程，江蘇則有19家，從擁有院士的數量看，浙江院士數量不及江蘇的1/3。就算經濟實力遠落后于浙江的安徽也有兩家高校是211的。浙商的產品比如正泰、德力西、天正等集團各自在全國投資建立了幾百家銷售公司，浙江的產品才得以順利進入全國。浙商的水平和珠三角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只是廣東東西兩翼的水平，比如廣東的廉江就是世界電飯鍋生產基地，饒平的谷饒鎮就是內衣生產基地，在潮州，也有雅士利、汾煌食品這樣的企業，前者正在準備上市，后者曾經輝煌一時，但是已經破產，廣東人從來是以東西兩翼為恥而不是為榮的。浙江企業也是大起大落的，后面還會談到。
東莞號稱要做世界工廠，溫州卻發誓要做世界的個體戶，潘石屹在博客上回憶幾年前第一次到溫州，剛出機場，有人上來問，要買假錢嗎？我說，我為什么要拿真錢買你的假錢呢？他說，三百買一千。他再到溫州新機場，發現警方到處寫著“護世博，護發展”的標語。雖然和“打下來、流下來，就是不許生下來”的口號不同，不過官員思維是一樣的。
在意大利普拉托，4萬溫州人開了3500家工廠，這些企業不納稅、不繳納工會會費或市政服務費被當地警方掃蕩。浙商還是早期廣東人去海外打工衣錦還鄉的心態，他們就不知道學學廣東人去美國開餐館，把小孩培養成美國的商務部長，就是在美國刷盤子，小孩也有免費、安全的奶粉，也有免費的教育，還有免費的午餐，溫州人賺了錢還要回溫州因為超生交巨額的社會撫養費。在澳門，奧康開了個十幾個人的小廠，卻向歐洲出口了幾十萬雙皮鞋，害的歐洲海關派人到澳門檢查，奧康嚇的關門大吉，把澳門送上歐洲海關的黑名單。浙商是導致歐洲向中國皮鞋征收反傾銷稅的推手之一。
娃哈哈的起家是模仿廣州中山一個小企業樂百氏，而宗慶后的年紀足足比何伯權大了16歲，雖然娃哈哈喜歡聲稱自己打敗了樂百氏，可是樂百氏的老板何伯權把企業賣給達能以后，成了一個職業投資者，僅僅在7天酒店的6000萬投資就帶來超過10億的帳面資產。他的成功投資還有久久丫、OFFICEBOX、諾亞財富、愛康國賓、九鉆網、萬乘金融。當宗慶后因為和達能的官司號召國人支持民族品牌，卻被別人踢爆他早就是美國籍備受爭議的時候，何伯權卻在加拿大的草地上陪伴家人。
同樣的投資奇跡還有一個潮州印刷商人謝秋旭，在牛根生創辦蒙牛的時候，他出資380萬成為最大股東，后來蒙牛上市，帳面資產超過7億。
不在乎利潤，只在乎市場占有率
浙江的大企業，名氣都比同樣規模的廣東企業大得多，比如納愛斯的銷售額和立白差不多，但是廣告做的很多，失敗的廣告更多。
莊啟傳還是納愛斯廠廠長的時候，企業經營十分困難，產品賣不掉。為了維持工廠運營，公司規定上至領導下至員工每人每月必須賣掉一定數量的產品。一個周末，莊啟傳到醫院去看病，在醫院門口碰到了公司一個女職工推著板車賣肥皂，她的小女兒撐著一把傘，坐在車上，莊啟傳看病出來的時候，天氣驟變，下起了大雨，那個女職工把女兒抱過來，整個人撲在肥皂上面。莊啟傳幫她把車拉到一個屋檐下面，那位女工說：“還好，肥皂沒有打濕，謝謝廠長！”這個場景后來出現在納愛斯《懂事篇》的廣告中。
雕牌洗衣粉用一個下崗女工的小孩懂事的幫媽媽干活已經有點灰色了，雕牌牙膏的廣告更讓人瞠目結舌，“我有新媽媽了，但是我一點不喜歡她”，雖然后來加了一句“真誠付出，心靈交匯”，現在離婚率是高，可是就算真正的離異家庭也不會喜歡面對這個，雕牌牙膏徹底退出市場，高露潔說:“我們用高露潔的目的是防止駐牙。”佳潔士廣告是“不會磨損牙齒。”雕牌牙膏獨辟蹊徑最后只是落敗。2003年納愛斯推出天然皂粉，天然皂粉也花費巨大廣告費，“你泡了嗎？泡了。你漂了嗎？漂了。”的廣告讓人摸不著頭腦，消費者還沒弄明白這個產品有什么優點和適用范圍，就很快就退出了市場，雖然蒙牛推出奶粉和寶潔推出激爽也失敗了，可是它們花費的廣告費用肯定不如雕牌。激爽還曾經占有全國2－3%的市場份額，應該說沒有什么虧損。
2004年，納愛斯在湖南益陽的投產2年的企業資產近7億，負債率高達78%，除了把聯合利華和寶潔汰漬都逼得降價，自己也在低利潤的邊緣。
2004年上半年，德隆系崩塌，德隆所控制中富證券也應聲倒地。浙江納愛斯公司核心管理層有親屬及朋友關系的18名自然人成立的公司向納愛斯公司借款9億元，在中富證券上海南京西路營業部開戶炒股。6月3日，納愛斯集團董事長莊啟傳與浙江麗水法院的法警前往上海中富取錢未果，納愛斯在中富賬戶內尚余的6億元巨資一時間成為懸案。納愛斯在央視停播達半年之久。
這6億元資金相當于納愛斯這家中國最大的洗衣粉廠兩年多的凈利潤，據公司內部人士透露，如果不是與納愛斯核心管理層有親戚、朋友等諸多復雜且緊密的關系，是不可能借出這么一大筆資金的。而這6億元資金，是各地經銷商2004年年初繳給納愛斯的渠道保證金，納愛斯當時輕信了券商承諾的10%的短期收益，結果付諸東水。好在納愛斯沒有上市，要不然這種投資行為足以讓公司管理層坐牢去了。
2008年，納愛斯集團銷售收入增長率達到26.36％，而利潤增長率僅為1.41％，
經歷這么多的挫折，納愛斯竟然還能維持，浙商的頑強確實讓人敬佩，只是那些被納愛斯綁上的經銷商，不知道他們是否滿意這樣的合作方式。2010年4月初，湖南株州龍頭企業太子奶破產，欠下經銷商大量押金無法償還，和太子奶一樣靠經銷商押金在維持資金鏈的納愛斯應該引以為戒。
吉利汽車最早的車標因為和豐田有點相似，和豐田打了官司，雖然判決是可以使用，不過對于決心做自己品牌的吉利，顯然不能在豐田的陰影下，這個車標被放棄了，在2007年，吉利開價360萬全球征集車標，最后中標的大學生雖然領走了200萬，這個車標還是被棄用了，反觀比亞迪，那個英文單詞因為和北方罵人的一句話接近，都說不出口，那個上白下藍的車標也真的不能讓人眼前一亮，可是比亞迪還是堅持使用，因為名字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內在的精神，牛津和哈佛都是很普通的名字，經過幾百年才名震天下，做企業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企業老板要有百年之志。
吉利早深圳比亞迪5年做汽車，卻在去年被比亞迪超過，在香港股市，吉利的股票從1元多漲到4元，公司市值300多億，而比亞迪卻創下1500億市值的天價，2010年1－4月，比亞迪汽車銷量增長90%，達到20萬輛，吉利僅增長25%，銷量10萬輛。當吉利不懼風險、完全靠融資吃下Volvo的時候，比亞迪總裁王傳福與加州州長阿諾•施瓦辛格、洛杉磯市長維拉萊戈薩宣布在美國的新能源汽車特別是純電動汽車的設計研發部門成立。誰更高明我們拭目以待。
2009年3月，吉利邀請記者參觀吉利，有記者提問：“目前吉利急劇擴張，而銷售情況又并不足以補充其資金缺口，吉利汽車如何發展成為如此規模，希望吉利方面公開其融資渠道和資本運作方式。”“吉利目前很艱難，需要打基礎、練內功。”李書福用其慣有的外交辭令避開了這些問題。某專業財經媒體記者對此不滿意，接著提出請求，希望李書福董事長多談事實，少講觀點，并提出讓李書福就吉利目前艱難問題作具體講解。想不到話音一落，李書福立即雷霆震怒：“媒體不是法院，不是檢察院，也不是公安局，媒體沒有權力調查我們，我為什么要跟你講清楚，如果你們認為你們是公安局，你們今天就不要坐在這個地方，我今天請你們到這來，不是要把財務報表對你們公開。”李書福突如其來的暴怒，令座談會現場鴉雀無聲。后來李書福自知失態，向記者道歉，聲明收回剛才的話，同時公布了吉利目前的財務狀況，使用銀行貸款30多億元，從香港資本市場調用資金20多億元，配套商欠款60多億元，負債額超過100億元。其實吉利在發展過程中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急切心情，2006年4月與浙江慈溪市政府簽約，在位于杭州灣畔慈溪經濟開發區建造生產規模100萬輛的汽車工業城，斥資188億元。后又與濟南市政府簽署協議，斥資100多億元在當地建設包含發動機、零部件以及整車制造在內的完整的生產基地。兩地投資總額相加超過300億元。而2009年上半年吉利汽車凈利潤只有5．595億元人民幣。
都說中國地方政府負債過大，風險很大，浙商在其中的“貢獻”不可抹殺。而李書福的暴怒只能側面反映負債過高給他的壓力。
最牛山寨局長“中國天平調查員管理局”“局長”章寧泉一案中，章打著司法部授權指定“全國調查員專用車輛”的旗號，騙取浙江某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汽車；利用指定“中國護衛隊專用皮鞋”的名義，騙取浙江某鞋業有限公司皮鞋。我不認為這些精明的浙商會不清楚這個人的底細，他們更象是各取所需，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為了商業利益心甘情愿和騙子合作，浙商的價值觀念實在需要提升。
企業上下只知道艱苦奮斗，不懂享受生活，抗風險能力差
資本運作水平低，海外上市很少，民間集資、銀行貸款高，銀行貸款和民間集資流動性差，是落后的資本模式，不利于產權流動，更不利于提高企業競爭力
因為資金鏈緊張，利潤微薄，所以浙江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很差，在市場景氣的時候還可以，一旦經濟蕭條，浙商跳樓、坐牢就很多。
2008年7月初，號稱世界最大的襯衫生產基地的義烏市大陳鎮，一直位列該鎮企業的前五強的金烏集團董事長張政建突然失蹤。
2008年7月19日，從溫州永嘉縣出逃的浙江云光泵閥制造有限公司的老板朱吉光在樂清市的一家小客棧里以服毒結束了自己56歲的生命。朱吉光被多家擔保公司要他償還幫同鄉擔保的1000多萬元巨債，而他的企業本身就有近千萬銀行貸款，他無力替人還款。擔保公司討債人員頻繁“光顧”朱吉光的家和工廠。從上門催討到使用鏈條鎖門、油漆潑門。
2008年8月13日，位于浙江蘭溪的“浙江一新集團”董事長鄭亞津因巨額債務糾紛，在其辦公室自縊身亡。
2008年10月11日，浙江紹興最大的民營企業——“浙江華聯三鑫集團”破產倒閉。上報給政府的材料稱，其債務缺口高達72.82億元，除涉及國內數十家企業外，還牽涉十余家國內商業銀行。集團副總裁周振敏被紹興警方控制，而另一大股東浙江加佰利集團董事長孫利永則失去聯系，未經證實的消息稱其已經逃往國外。
2008年10月，紹興江龍控股集團負責人陶壽龍神秘失蹤。同樣是10月，位于金華房地產開發商浙江中港集團又傳出老板丁慶平夫婦因拖欠2億元銀行債務而率領公司高管層集體外逃的消息。
2008年11月，信甌鞋業因為在四川投資房地產失誤而倒閉破產。
2008年12月19日浙江浦江影視大亨張世強突然失蹤，據傳外債16億，比東陽的富姐吳英還要多。案發后張世強在浦江縣城的4層樓房被人搬空了，還有人開走了他價值80多萬元的凌志轎車，甚至拿走他老婆身上的首飾。曾因為詐騙入獄14年，直到10多年前才放了出來。這在當地也不是什么秘密，但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相信他，借錢給他呢？
說起來，這是個古老的騙局——龐氏騙局。張世強許諾給予高額回報，起初借錢的人都得到了高額回報，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相信他，包括一些有現金的企業也愿意拆借給他。除了看中高額回報，許多人還看中張世強在商界廣泛的人脈資源。在浦江縣城，與張世強關系密切的5個人，互為結拜兄弟，6人一起號稱“六兄弟”。這些人，有的實業做得很大，有的在籌錢方面能耐不小。2009年2月張世強在青島離奇“自殺”。
2009年4月，杭州道遠化纖集團巨虧20多億元，老板裘德道不得不拍賣私人飛機，幾次自殺被人阻止。在他的公司股東里,還出現了曾擔任蕭山區臨浦鎮黨委書記、后下海創業的陳亞利的名字。
2009年6月，在創業板即將推出之際，紅鼎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紅鼎創投）創始人、有“天使大哥”和“民間創投第一人”之稱的劉曉人，卻因無力償還數額巨大的民間集資款，到浙江省德清縣公安局經偵大隊自首。
2009年8月，頂著“中國鞋王”殊榮的浙江霸力（鞋業）集團有限公司倒閉，一個2000人的鞋廠迫不及待的拿什么“中國鞋王”的稱號，只能說浙商的虛榮已經是走火入魔了，另外一個解釋就是為了配合官員搞政績、拉貸款。
2009年9月，義烏利達拉鏈廠倒閉，就這么一個兩三百人的企業，也掛上了義烏市最具競爭力企業、義烏市專利示范企業，中國馳名商標、國家免檢產品、中國拉鏈十大知名品牌，號稱品牌知名度位居拉鏈行業世界前十，老板吳琴英是義烏第一輛奔馳500車主，實際上，商人很多是低調的，買奔馳很多時候都是招待官員，只有官員才喜歡抽1500元一條的煙來擺闊，真正做生意的伙伴，誰會看你開什么車？人家會看你的客戶狀況、現金流和市場競爭力。
和華為員工買車團購不同，浙江企業待遇差強人意，比如納愛斯據傳員工普遍只有2000元左右的月薪，當上主管以后可以購買公司股份，得到一點分紅，這種金錢游戲對消費肯定是不利的。
2009年， 杭州機場的客流量僅僅
1494.5萬，在全國排在第9位，比昆明和西安還少。遠遠不及廣州白云機場的3700多萬人次和深圳2500多萬人次。
扭曲的資本市場，急功近利的投資
耗盡了銀行貸款的浙商，大量的使用民間集資，比如《浙商》記者披露，麗水市某銀行員工曾先生說自己有納愛斯公司股權7000股，因為手頭緊張，希望以每股8元的價格轉讓。稱其所持的股權為1993年納愛斯改制時非公開發行的原始股。他說：“每年的分紅有3000多元，如果3、5年之后公司上市漲到每股二三十元完全有可能。”這種帶風險的股票，流動性很差，分紅不過區區3000元。
浙商急功近利，很多公司拋棄主業，投身房地產。溫州已形成至少7個由實體企業支撐的房地產公司，每個公司資金規模在30億元以上，主要股東來自服裝、鞋革、五金等行業。連皮鞋制造商奧康和紅蜻蜓集團都聚集了數十億的資金，在昆明、黃岡等地運作商業步行街項目。
雅戈爾是90年代的上市公司，當時營業額已經十幾億，2009年的收入里面，雅戈爾紡織服裝業務凈利潤只有4.45億元下降8.52%，86%凈利來自股權投資和地產，股權投資實現凈利約16.25億元，福建的安踏和七匹狼卻都是90%以上業務來自服裝。福建的服裝上市企業在香港股市已經成了一個有影響力的板塊。
老鷹兄：春節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