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本就有權進入所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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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民間投資而言，有政策為何難落實，未來的改革方向在哪里？早報記者近日就此專訪了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教授盛洪。　　“36條”只是意向性政策
　　讓國家發改委去制定所謂的36條細則，向行政部門去要進入市場的權利，只能是與虎謀皮。這樣做還會讓人誤解，好像民企進入一些行業的權利是行政部門給的，事實上，在中國憲法框架下，民營企業本來就有進入所有市場的權利。
　　東方早報：從“老36條”到“新36條”，雖然國家有政策，有引導，但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卻越來越困難，在航空等行業能夠明顯地看到國進民退現象，你認為癥結在什么地方？為什么政策不能落實？
　　盛洪：要注意中國政治的特點，因為中國既有上位的法律和國務院的全局性的政策，又有下位的各行政部門和各省市的政策。
　　這些政策中，那些操作性強的往往能夠得到落實，反而上位法和全局性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實。
　　為什么國務院的政策反而不能實施呢，這是因為有政策執行能力的是各個部門，而“36條”只是國務院出臺的一項意向性的政策，具體部門還有自己有傾向性的意見，他們可以把自己的意見放在國務院的意見之上，并且對不遵循和實施國務院意見的部門沒有懲罰性的手段。
　　比如你要放開石油工業，單單制定一個“36條”根本起不了作用，而是應該廢除國務院辦公廳的38號文件（即當時的國家經貿委等部門1999年出臺的《關于清理整頓小煉油廠和規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見》）。這個文件規定了中石油、中石化在這個領域的壟斷權。
　　其他很多領域也是這個問題，所以要給民營企業以平等的地位，根本上要廢除部門的不合理且非法的規定和意見。
　　此外，對具體的執行部門，要有具體的行政約束手段，必要時要進行懲罰。
　　與其制定大量的政策，不如廢除不合理的部門法規。事實上，讓國家發改委去制定所謂的36條細則，向行政部門去要進入市場的權利，這樣做還會讓人誤解，好像民企進入一些行業的權利是行政部門給的，事實上，在中國憲法框架下，民營企業本來就有進入所有市場的權利。
　　所以國務院首先要做的，就是去廢止非法的部門法規和條例。廢止以后，一旦出現阻礙民營企業進入一些領域的案例，民企可以提請行政訴訟，這時政府應該支持。
　　改革的動力已很強大
　　30多年來，經濟改革的過程基本上是沿著這個路徑的，但是政府現在已經退到了一定的程度，從很多競爭性的領域退到了壟斷領域和戰略性稀缺資源領域，并且發現這些領域可以獲得大量的利益，所以不愿意退出了。
　　東方早報：你曾提出，經濟改革過程是一個政府部門退出-市場不斷擴大-民營企業不斷進入的變化過程。現在這個過程是否遇到了問題？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的產生？
　　盛洪：30多年來，經濟改革的過程基本上是沿著這個路徑的，但是政府現在已經退到了一定的程度，從很多競爭性的領域退到了壟斷領域和戰略性稀缺資源領域，并且發現這些領域可以獲得大量的利益，所以不愿意退出了。民進國退到今天已經停止了。一些國企的管理層，以及相關行政部門的官員，不愿意再繼續退出了。
　　東方早報：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答記者問時強調：“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有人認為，中國前10年的國企改革重組在打破壟斷上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但目前改革帶來的動力在快速衰減，政府具體而微的保姆式管制對中小企業發展形成的阻力越來越大。目前中國正在尋求改革共識，你認為，在哪些方面能最先達成共識？你曾提出：中國30年來的改革經驗表明，阻力最小、成本最低的改革就是不觸動既得利益者的改革。
　　盛洪：我認為，如果從長久執政考慮，如果為了執政穩定，執政黨和中央政府應該加緊去推動經濟和社會改革。
　　一些人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其實這只能導致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越來越受到削弱、動搖甚至顛覆。
　　目前，首先要做的是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現在國企已經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每年有幾萬億元都要被他們拿走。這種狀況，已經損害了政府的權威。
　　東方早報：你認為，有改革動力嗎？
　　盛洪：我認為，目前推動改革的力量已經很強大了。仔細分析，在政府部門中，大部分官員是反對國有企業壟斷的。因為國企所遵循的分配原則是不公正的，政府部門內部也必然是不公正的，比如那些接近國企的和遠離國企的行政部門，差別就很大。
　　通過研究可發現，壟斷國有企業的平均工資是社會平均工資的7倍。2005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工資首次超出了其他單位的收入水平，此后，二者之間的差距逐年擴大。2008年，國有企業人員平均工資比非國企單位（加權平均）高17%。2009年，國有單位職工工資比城鎮集體單位高65.62%。
　　而在國企內部，分配也是不公平的，有的人多，有的人少，差別也很大，所以國企內部也有改革動力。
　　此外，國有企業中現在也有一些開明的管理者，不愿意背壟斷的黑鍋，也想進行改革。
　　應該說，現在國企改革是有強大的動力和改革共識的。
　　綜合看國企上繳紅利是零
　　國企高管與行政部門官員是一個群體。他們之間可以身份互換。行政官員在位時可以給相關國企壟斷權和優惠政策，當他們離開行政部門后可以到國企擔任董事會成員或高管，收獲他們在位時的“投資”。
　　東方早報：你認為，現在已經存在著一個壟斷國企管理層利益集團，它在影響著中國的政策。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是否能證明這個利益集團的存在？
　　盛洪：我認為，這個利益集團的形成是跟國企改革中形成的制度有關。
　　1993年12月，國務院《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提出：“作為過渡措施，近期可根據具體情況，對1993年以前注冊的多數國有全資老企業實行稅后利潤不上交的辦法。”
　　而當時的國家經貿委2001年發布的《在關于深化國有企業內部人事、勞動、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見》中提出，“企業職工工資水平，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由企業依據當地社會平均工資和企業經濟效益自主決定。”這給了國企自定薪酬的合法合理的政策依據，從根本上放棄了政府對國有企業內部分配的監督和控制。
　　事實上，國企是全民的，但是這些規定擠占了全國人民的利益。國有企業管理者與政府行政官員原本屬于同一行政序列，改革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中斷了原有的政企關系，但是國企領導人還是體制內的。
　　國企高管與行政部門官員是一個群體。他們之間可以身份互換。行政官員在位時可以給相關國企壟斷權和優惠政策，當他們離開行政部門后可以到國企擔任董事會成員或高管，收獲他們在位時的“投資”。
　　我們通過對國家部委官員的履歷統計發現，在19個部委的183名副部級以上官員當中，具有國有企業工作經歷的就有56人，比重達到30.6%。例如，工業與信息部的部級官員中，有一半有過在國有企業從事管理工作的經歷；在商務部也有近一半的部級官員擔任過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交通運輸部也有近四成的部級官員做過國有企業管理人員。
　　東方早報：國企還有什么問題？
　　盛洪：現在國企上繳的紅利太少，比例是10%、15%，事實上，別看國企上繳了幾百億元的紅利，但是政府又將這些錢投回給國企，綜合來看，他們上繳的紅利是零甚至是負數。
　　一部分是國有企業管理層不向國有企業所有者上交利潤或上交很少的利潤，這直接損害了國有企業的所有者即全體人民的利益；一部分是國有企業管理層少交稅賦，這直接損害了政府的利益，而根據中國的國家性質，政府是由人民委托實行公共治理的，所以少交稅賦也就損害了全體人民的利益。
　　中國社會走到這一步，就是要約束公權力，不讓公權力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不讓他們獲得大量壟斷權、大量稀缺資源的掌控權。
　　一方面，保護中小企業、弱勢群體的產權，促使他們更有效率地生產和經營。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無償占有的資源如果在市場制度下有償交易會釋放出更多效率。這樣這個國家才能往前走，財富才能更充裕。
　　國企應以公共利益為目標
　　改革的趨勢是取消國有企業的壟斷權，取消國有企業的優惠待遇，比如免費占有國家土地而不交納地租就不行，此外應取消國企優惠獲得貸款的權利。
　　東方早報：事實上，國企也應該有區分，比如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去年底提出，當前國有企業在向兩個方向集中，并逐漸形成了兩種類型不同的國有企業，即具有公益性質的國有企業和競爭性領域的國有大企業，此外還有大量的地方國資。你認為國企改革應該遵從何種路徑？
　　盛洪：國務院國資委應代表人民來監管國企，但它并未履行自己的職責，反而代表國企來和人民討價還價。
　　政府是全社會企業的政府，而不僅是國企的政府。因此改革的趨勢是取消國有企業的壟斷權，取消國有企業的優惠待遇，比如免費占有國家土地而不交納地租就不行，此外應取消國企優惠獲得貸款的權利。
　　在中國的信貸市場上，占主導地位的依然是幾大國有商業銀行，國有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均有政府背景。有了政府支持，國企不僅相對易于取得貸款，并且貸款成本也低于民企。
　　按市場規則辦事，取消國企特權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國企應該全面退出，從所有營利性領域退出，不僅是要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事實證明，這些領域，完全可以由民營企業來做，政府只要提供公正的秩序就行。
　　而沒有企業愿意進入的部分公益性領域，準確地說是準公共物品領域，可以由國企進入。
　　東方早報：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國企報告提出，國有企業的近期改革方案，應當圍繞打破國有企業的行政壟斷，取消國有企業無償或低價占有和耗費國有資源的特權，規范國有企業的行為等方面而設計。其意義在于，促進不同經濟主體充分、公平地展開經濟競爭，從而提高經濟效率。事實上，這種改革難度很大，你認為突破點在哪里？
　　盛洪：從經營績效角度來看，目前國有企業的經營業績有多大成分來自于效率的提高還存在諸多爭議，但國有企業無償地或用極低的價格占用土地及其他要素資源，在全球資源性要素價格快速上漲，以及在市場需求持續擴大的條件下獲取大量租金性收益，則是顯而易見的。
　　從競爭的公正性來看，由于國有企業長期壟斷著一些關鍵性的行業與部門，并且憑借行政壟斷力量不斷排擠、吞并其他市場競爭主體，對市場規則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成為阻礙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最主要因素。
　　東方早報：天則所的報告提出，國有企業的終極改革目標有兩個：其一，將國有企業轉變為非營利性公法企業；其二，建立國有資產的憲政治理架構。公法企業和公眾公司有何區別，憲政治理構架應該如何設計？
　　盛洪：國有企業將不以營利為目標，而以公共利益為目標。這就限定了國企存在的范圍與邊界，也給定了國企作為公法企業的性質。它的創設、管理、運營和退出等必須在特定的法律程序下、在公共機構的監管下進行。國企的管理者不再是資本經營者，而完全成為公共利益的實現者。如果某國企有特殊理由需要進入營利性領域，就必須經過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的審議與批準。
　　而這個時候，國有資產的治理屬于公共治理的范疇。人大既要制訂國有資產治理的相關法律，規范公法企業創設、擴張和退出等行為，批準國有企業的預算等，還要責成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合法、有效履行公法企業監管者的職能。
　　應無條件打破行政性壟斷
　　對國家來說，如果將國企定位于準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就不一定要做大做強，甚至不能做大做強，因為準公共物品領域是有限的。更何況國有企業的做大做強是在不公正的規則下，無限制的擴張，這不僅是“與民爭利”，而且也顛覆了政府的公正性質。
　　東方早報：“新36條”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的產業既包含公用事業，也包含競爭性產業，只放開市場準入，但這是否就能解決民營企業的平等地位？那么新36條應該在哪些方面進行操作性的細則制定，你有何建議？
　　盛洪：打破行政性壟斷壁壘應當是無條件的，而不是要“引導民營經濟或民間資本進入”，好像這是給民企的恩惠。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涌現出來了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但是民營企業也受到了負面影響，比如有的民營企業認為獲取壟斷權比技術創新更能獲得利益，就和政府、和國企聯盟，進入壟斷行業。
　　還有一些民營企業本身就是國企的派生物，比如一些民企是由國企高管設立的，國企在采購時將大量訂單交由這個民企來做，最終國企資源通過這些民營企業轉移到了私人手中。
　　東方早報：現在央企是與民爭利，并且和地方合作，擠壓地方國企的空間，而國資委也是一味強調讓央企做大做強，這種錯誤應該如何扭轉？國資委前主任李榮融就說，央企做不好你們也罵，做好了你們也罵？
　　盛洪：現在國資委定位是失當的，特別是在要求國企做大做強方面。
　　事實上，對國家來說，若將國企定位于準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就不一定要做大做強，甚至不能做大做強，因為準公共物品領域是有限的。更何況國企的做大做強是在不公正的規則下，無限制的擴張，這不僅是“與民爭利”，而且也顛覆了政府的公正性質。
　　過去“做不好”是因為效率低，現在“做得好”不僅效率低，還要加上“不公正”。是因為不公正地依賴于壟斷權和不交或少交資源租金，才掩蓋了低效率的本來面目。還不該罵？

后話：東方早報因發《民企本就有權進入所有市場》一文，闡述＂中國社會走到這一步,就是要約束公權力,不讓公權力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不讓他們獲得大量壟斷權、大量稀缺資源的掌控權。＂的觀點，社長陸炎被免職，同時，副主編孫鑒被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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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鷹

呵呵，法律還能斗過潛規則？

everfree

后話：東方早報因發《民企本就有權進入所有市場》一文，闡述＂中國社會走到這一步,就是要約束公權力,不讓公權力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不讓他們獲得大量壟斷權、大量稀缺資源的掌控權。＂的觀點，社長陸炎被免職，同時，副主編孫鑒被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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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泥馬

jzehxl

太長了吧，都看蒙了！

跑道盆地

民企沒有權力賺大錢，大錢讓你賺走了，老子還怎么分錢，老子還怎么吃饅頭？
銀行是怎么賺錢的？只會用存進來的錢往外放，利用全世界最高的息差來賺錢，放款到房產、各種大項目
再就是收費，各種二逼的費用，不由你解釋。收死你。
總之一句話，銀行該賺的錢，你個人和民營企業就不要碰了，碰到必死，
和銀行一樣的壟斷行業，很多就一個德行，
俺玩房產的時候，就把銀行看穿了，銀行在外，被真是不知道坑了多少，被坑的錢給全國人民每人建一平米的房子，都完全不是問題，

大禹123

呵呵，現在還是意向政策
中國的東西，尤其是對私企，就像當年國名黨對共一樣
用一句話說就是
大門開的大大的，門檻建的高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