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成本上升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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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劉易斯拐點”已經來臨，工資開始加速上升。
傳統社會里有一種二元特征：落后的農業和先進的非農業。在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從農業不停地向非農業（如工業）轉移。當勞動力轉移至所余無幾時，工業勞動力供不應求，到達“劉易斯拐點”，工資便會上升。很多學者認為中國仍有1億農村勞動力需要轉移至城市，但這數字與當前內地特別是珠三角“用工難”的情況脗合。對此，我認為需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人口統計制度有所缺陷。農村和城市人口按常用戶口，即戶籍人口作統計。但戶籍在農村的人口是否真的在農村種地？顯然不是。因此，人口統計有時不太準確。

另外，“農村剩下1 億多勞動力”，但剩下的是怎樣的勞動力？四年前我在政府工作時，曾調查全國東部、中部、西部的3,000 多條農村，發現農村的確是有一些勞動力，但當中婦女勞動力多在35 歲以上，男丁勞動力多在40-45 歲以上，這些勞動力可否轉移到城市就業呢？按數量而論，農村好象還有部份勞動力可以轉移，但若論年齡結構，這部份勞動力實難以轉移。況且事隔四年，農村人口年齡增長，轉移的可能性隨之下降。由此可見，中國剩余勞動力的年齡結構大為轉變。另外，現在一些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不肯到勞動為主的企業工作，新一代80 后、90 后的農民不愿干臟的、累的、苦的、重的活兒，形成勞動力供應與產業結構矛盾的局面。

按照不少經濟學家的理論和人口的數量分析，中國距離“劉易斯拐點”好象還有5 至10 年。但從年齡結構來看，其實“劉易斯拐點”已經來臨。中國60 歲以上的鄉村人口有1 億多，而60 歲以下的鄉村人口卻越來越少。盡管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并非十足貫徹，但農村生育力正在下降。因此可以判斷，從現在至2015年，中國憑勞動力支撐經濟增長的優勢正在消失。今后五年新增勞動力仍多于退休勞動力，但再過五年，退休人口便會多于新增人口，故此中國未來的勞動力供應并不樂觀。

上世紀50 年代，中國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當時出生的大量人口到改革開放時正值就業年齡。但改革開放30 年后，這批人口已屆退休年齡，而他們的生育率較低，所以他們的后續勞動力正在減少。由于勞動力供應有所變化，從1999 年開始，中國平均工資增長較快，實際每年平均工資增長10%，企業工資成本迅速增加。從2004 至2009 年，農民進城務工人員的平均月薪翻了一翻。在這個人口背景下發生富士康事件、廣東汽車罷工事件和全國加薪浪潮，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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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日本、韓國、香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到達“劉易斯拐點”的情形。

日本約在1970 年突破“劉易斯拐點”，工資加速上升，其農村就業人口在總人口所占的比重急劇下降，農業在GDP 的比重亦然。在到達拐點后某段時期，工資增長速度會高于勞動力增長速度，結果日本經濟從靠投資驅動轉變為靠消費驅動。這樣一來，日本經濟結構比高速增長時期平衡，勞動力報酬在GDP 中的比重到達拐點后上升，而服務業消費也在70 年代快速上升，占GDP 中的比重不斷擴大。這是由于服務業的附加值較高，且能容納較高的工資成本。


韓國在80 年代，農業人口在總人口的比重持續下降，農業產值在GDP 的比例不斷縮小，其工資增長速度也高于勞動力增長速度。在各個產業中，食品、紡織工業開始轉型，造船等重工業和金屬制品等行業在GDP 的比例則上升。韓國與日本一樣，經濟結構調整，變得更加平衡。

1950 年代，內地特別是上海、江蘇、浙江大量紡織商遷來香港，紡織業成為香港的支柱產業。但當時香港只有400 萬人口，使本地紡織業不久便無以為繼，部份紡織商轉移至臺灣或其它地區，甚至非洲。80 年代香港還有“山寨”工廠，現時已經消失，原因正是勞動力短缺，也說明了香港曾有勞動力供不應求、工資急劇上升的情況。日本、韓國、香港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產業必須轉移，當時正值內地改革開放，不少產業轉移到內地，給予中國良好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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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工資成本上漲，最終推動中國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
剛才的例子，可以發生在很多工業化國家，英國工業革命成功，也提供了一個歷史借鑒。英國經濟學家艾倫講過：工業革命的核心是以機器代替人手，但取決于兩項前提：一是勞動力比較昂貴，節省的工資足以支付購買機器的費用；二是驅動機器的能源相對便宜，可以抑制使用機器的成本。大家知道，這個情況完全符合中國的現況。近年中國經濟結構不斷變化，盡管目前仍是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體，但一些廠家開始考慮產業升級，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的企業、高科技企業開始出現。工資上升在當前的中國最少有幾點好處，一是有利于收入分配向居民傾斜。這些年來個人儲蓄非常高，原因可能是人民收入越低，對未來不太放心，故存錢的欲望越高。工資提高促進消費，有助中國以消費推動整體經濟。二是有利于平衡產業發展和區域發展。

幾年前，假如你家里的保姆想加工資，你大可明天換一個。但現在北京越來越多的居民覺得請保姆不容易，只好加她的工資。北京一些小店服務員的人手也比較短缺，流動性很高，不斷有更高的工資吸引他們，證明勞動力已供不應求。


最后說幾點結論：一是中國的工資增長是必然趨勢，但政府、學界、輿論無需過多地、人為地推動工資超過經濟需要更快增長，因為工資需取決于市場，由勞資雙方決定。

其次，日本、韓國和香港在某段時間內，工資增長高于勞動生產力增長，因為勞動力供過于求時，勞動工資跟勞動生產力或有一段很大的差距，假以時日，勞動工資與勞動生產力會打平，填滿這個差距。但若其后勞動工資增長繼續高于勞動生產力增長，工資比工人的貢獻還要多，老板便要把工廠關閉，最終不利就業。

第三，內地很多專家認為從2001 年至現在的十年間，勞動工資在GDP 的比例不斷下降，并不合理。但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尚未健全，居民需要儲蓄養老，這些儲蓄勢必成為資本投入。而在整體GDP 中，若勞動工資比例越來越高，財產性的收入便會受擠壓，靠投資回報養老的人便要蒙受損失，那么由誰來供養老人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應適度放寬已實行了30 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因為未來中國也會如發達國家般勞動力短缺。其次是如一些發達國家般，適度推遲退休年齡。中國的勞動力雖多，但人口老化的速度比任何國家都要快。2000 年中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過7%，按照聯合國的定義，絕對是老年化社會。再過幾年，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便會達至14%，說明中國人口老年化已經非常嚴重。我認為以上兩項措施是越早實行越好，因為當中國真正富裕起來，人民已不肯多生孩子，那時要推遲他們的退休年齡，他們便要上街游行了。現在中國人愿意勞動，要他們干到65 歲，他們會非常高興、非常感謝政府。再過10 年、20 年，如要推遲他們的退休年齡，他們會說要到歐洲旅游，不愿意。此外，還要鼓勵技術創新，促進經濟轉型，這當然需要各種政策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