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鄭州5月2日電(記者雙瑞、黃小希、周竟)“覺得生活沒希望了，不知道往哪里走。”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在富士康車間流水線上工作了2年的26歲工人李想(化名)，輕輕把頭調轉向窗口，眼神疲倦又迷惘，臉上流露出與年齡不相稱的滄桑感。
李想自稱“久經考驗的二代農民工”，從18歲中專畢業踏入社會至今，他的夢想從來不曾改變：“有一份能夠成家養家的工作，買房、結婚、生子，讓母親不再為我操勞。”
渴望成家立業是人之常情，但在他身上卻變得十分遙遠。
每天，數以萬計的蘋果手機從李想和他的工友手里生產出來，流向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熱衷新鮮事物的年輕人，同樣年輕的李想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
“我的雙手摸過的iphone加起來可以蓋一棟二層樓房了，可我拿到手的工資卻買不起一間房子用的磚！”李想說，自己沒有學歷、沒有技術，每天重復同樣簡單而機械的動作，“青春一去不返，誰能告訴我未來在哪里？”
李想出生于河南信陽農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和他都相信，上學讀書或者學得一技之長會是農村孩子的好出路。后來，他考上一所中專院校，學習鉗工專業。老師說，鉗工專業在市場上很熱門，畢業了工作好找掙錢又多。
很快，四處碰壁的李想就感覺受到了愚弄。他發現，勞務市場上最常見的招工類型是普工，換言之對技術能力不做要求，他幾乎找不到專業對口的工作。為了糊口，他只好輾轉于南方沿海城市的各類中小型加工企業，做一些“看一眼就會”的工作，薪資自然低微，每月1000多元，他基本攢不下錢。
幾年的打工經歷讓李想隱約意識到，繁華的大城市并不屬于自己，他開始希望回歸故土。2011年初，富士康鄭州園區招工，作為全球500強企業，而且離老家不遠，它使李想重新燃起了對生活的希望。
不過，李想富士康生涯的第一站并不是鄭州園區，而是以培訓的名義在煙臺廠區工作10個月。當時他負責產品烤漆環節，其實只是站在流水線支架前，往上掛原件，從早上7點半干到下午6點半，一天11個小時站立重復這一個動作。他腳后跟的繭，離開煙臺廠區一年后都沒有蛻，收入卻始終在2000元左右徘徊。
他的微博詳細記錄了進入富士康以來的狀態，經常“加班到精神恍惚”，有時“離崗如廁，太累太困，竟在廁所睡著”，有時抱怨“連續7個月工資不到兩千了”，很多次還流露出辭職的念頭，說“最近回家種田的念頭特別強烈”。
“來富士康有些時日了，抗拒、憤怒、無奈、忍受、嘗試融入……就這么一直走到現在。突然發現自己的意志被逐漸消磨殆盡，對夢想和生活也不做設想，甚至說服自己‘生命不過如此’。”2012年底，李想從流水線工人晉升為全技員，處于這個企業多達13級的權力結構體系的第二層，但他并沒有感到多少喜悅。除了繼續晉升的重重困難，生活依舊是上下班睡覺，城市里沒有他的立足之地。
與周圍許多工友不同，李想喜歡讀書，尤其喜歡魯迅的雜文。他能指出某家出版社的《魯迅雜文全集》缺了哪篇文章，他也常在微博上引用魯迅名言，自己的文字也帶有魯迅式的犀利冷峻。他說，魯迅的思想可以讓他在混沌的現實生活中保持清醒。
“我沒學歷也沒技術，對外面的情況不了解，離開這兒又能干什么呢？”李想說，很多次下定決心拋棄目前的工作，卻又被現實打退。機械重復的流水線工作不能帶給他任何技能上的提升，走出去并沒有絲毫競爭力。
其實，他真正夢想的工作是勞工NGO。“我們這些創造價值的人并沒有公平地享受到成果。”多年的打工生涯讓他意識到，農民工群體很需要社會的認同和幫助。在他看來，維護勞工權益比他從事過的任何工作都更有價值。
“夢想不敢想太遠，眼前最大的愿望還是掙錢結婚生子，讓母親放心。”不久前，李想終于借錢在老家的縣城付了房子的首付，他說感覺壓力更大了，但總算有了盼頭。他希望能給未來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而不是步自己后塵成為“三代農民工”。
長期研究中國勞動市場的學者、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樊明說，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許多年輕人不再滿足于為回歸鄉土積累財富，而是有著在城市落地生根、獲得有尊嚴生活的強烈愿望，政府和社會應為他們的夢想提供實現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