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問題都深深根植于美國政治經濟的土壤之中。早在美國共和黨建黨伊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便提出了刺激國內工業生產的政策主張。再近一點，上世紀80年代，日本企業在汽車和消費類電子產品等行業的飛速成長在美國政壇激起了熱議，各方就政府是否應該避開競爭、大力扶持并復興美國的制造業爭論不一。這些政策的擁護者認為，制造業在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以及確保國家安全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批評者則稱，政府無法（代替市場）對產業做出正確的選擇，它不能挑選贏家和輸家。更進一步從本質上說，批評者認為制造業和其他經濟活動相比并沒有什么特殊，同樣也不認為不同類型的制造業有著價值上的區別。用老布什政府的白宮預算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主任的話說就是：“薯片還是硅片，誰在乎呢？都是片就是了?！?br />
然而，在昨天和今天對制造業的憂慮之中，至少有一個大的不同。在過去的25年間，生產結構發生了根本上的改變，數字化和模塊化使研發和設計可以從行業的生產中分離出來，而這些功能以前被整合在公司里的。成功企業在過去30年里的經驗使人相信，制造是可以外包出去、可以轉移到海外生產的，這樣做不會對創新引擎造成任何傷害。他們以為，一旦把從概念形成到最終成品要走的路每一步都編排好，再把設計和制造分開來，新的大型產業就會圍繞著像蘋果（Apple）、高通（Qualcomm）和思科（Cisco）這樣的龍頭企業發展起來了。隨著網絡化生產的碎片化，注重發展專業核心競爭力的公司在市場上占據了主導地位，尤其是在與信息技術有關的行業。過去25年間崛起的這批美國大公司都沒有什么制造能力，有些甚至根本就沒有加工制造這一環。許多垂直整合的巨頭，如惠普（Hewlett-Packard）和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也剝離了自己的生產部門，大部分外包給亞洲的承包商。
然而，未來的問題在于，模塊化和創新活動與制造相分離能否表征下一個十年里的大型新興產業。麻省理工學院創新經濟生產委員會（MIT Production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 Commission）對位于風能和太陽能、生物技術、新材料、電池和其他新興技術產業的公司開展了調研，就IT業的模式是否適用于這些公司提出了很多疑點。從這個研究中得出確切的結論還為時尚早，但可以看得到的是，從加大研究規模到成立企業再到新產品和服務投入全面生產，這些公司所面臨的挑戰是不同于軟件和電子公司把他們的產品概念推向市場時所面對的問題的。一個明顯的區別是，在新興產業里擴大規模所需的資本要遠遠高出在軟件業的投入。同樣關鍵的是，如今新興技術產業里，研發、設計和生產比在IT業更難分離。事實上，在太陽能產業，最具前景的研發和創新大都圍繞著一項相對成熟的制造技術——如何用更便宜、更有效的方式生產光伏電池。無錫尚德（Suntech）憑借其先進的制造技術已經成為太陽能發電方面的主要參與者；其他的，比如新成立的1366技術（1366 Technologies），這家公司正在研發制造太陽能電池的新方法，以求大幅縮減技術成本。這兩個例子都說明了，創新就在制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