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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興之所至與跨界合作：高等研究院之“道” [打印本頁]

作者: 掃街 時間: 2012-4-29 17:32
標題: 興之所至與跨界合作：高等研究院之“道”
弗萊克斯納畢業于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該大學非常重視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其創辦者深受19世紀早期威廉·馮·洪堡特在柏林所開創的德國研究型大學模式之影響。正如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所言，這些德國大學的理念是學生應“具備研究和發現的能力”。
　　弗萊克斯納早年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爾當過教師，并在柏林和哈佛攻讀過研究生，這些經歷對他成為著名的教育學家和美國高等教育的批判者非常有益。他認為，美國原先那些追隨英國模式創立的大學與宗教關系過于密切，遵循限制性的大綱，把學生培養成中小學教師、牧師、律師和醫生，教育目標極為混亂。他在《美國、英國和德國的大學》一書中褒揚德國大學對研究的高度重視，批評古老的英國大學對培養紳士的過度注重，并嚴厲指責美國大學孜孜于把本科的通識教育和研究生課程進行拙劣的拼合。
　　弗萊克斯納發現，大學為了擴建尋求資金，不得不“像商業一樣組織起來，這種組織方式當然損害了大學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大學被卷入市場，被迫服務于各種目標——當然，有些目標本身很合理——但這些目標的實現須以放棄大學及其他學院的目標為代價”。
　　相反，弗萊克斯納指出，學者和科學家的樂園之構筑須“在直接、簡單、舒適、寧靜（而非修道院式或隱修式）的氛圍之中……不懼爭論……研究中免遭任何壓力，這些壓力可能迫使學者傾向于贊同或反對特殊的解決問題之道……它應提供設施、寧靜的工作環境，以及對未知領域的基礎性探索所必需的時間，學者們應享受完全的知識性自由，并免擔行政性的職責和憂慮”。
　　在《無用知識的有用性》一文中，弗萊克斯納表示，最具實用價值的知識之進步總是源自那些由對知識好奇心所推動的研究，而非目標所驅動的研究。
　　弗萊克斯納并不是第一個提出這種建校理念的人。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托斯丹·邦德·凡勃倫是“炫耀性消費”這一著名術語的發明者，1918年他在《美國高等教育》中指出，“創立一個自由捐建的中心機構，各國的教師和學生都可以在這里從事自己所選擇的研究……”并且，“它應不僅僅是娛樂和逃避的場所……”
　　弗萊克斯納正是把這種夢想變成現實的人。作為新學院的創始人，弗萊克斯納著手創建“一個學者和學生的自由社會，致力于人才的培養和知識的進步”，并從世界各地聘請最出色的科學家和學者。
普林斯頓所創建的高等研究院不久被世界各地爭相效仿。1940年，都柏林高等研究院成立；1954年，加利福尼亞州的斯坦福大學成立了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1958年，巴黎創辦了法國高等科學研究院。現今，世界各地擁有數以百計的“高等研究院”，從某種程度上說，盡管它們在結構或財政上的自主性程度、是否擁有永久性教授和研究員、住宿設施等方面各具特色，但都受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最初模式的啟發。
　　1959年，時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的羅伯特·奧本海默，為了支持法國高等科學研究院而寫信給法國政府時這樣說道：“隨著所有領域科學進步的規模、復雜性和忙碌性的不斷加大，以及教育體系的發展……大學教授職位不再能讓教授們靜隱冥思，專注于艱苦卓絕的知識勞動，而這些曾是大學教授的特殊印記。現今，隱居之所（其實亦為前進之處）已然筑成。它具備各種功能，而對大學教授來說，最基本的就是盡可能為他們提供一個更專注于學習和研究的機會。
高等教育規模的持續擴大本身很好也很有必要，但學術界卻普遍陷入了弗萊克斯納所描述的“即時性的旋渦”之中。而且，自從奧本海默指出以來，現代大學的繁忙程度大大增加。大學熱衷于不斷擴大規模，以致大學之道變得跟商業一樣：“不擴張，則消亡。”然而，生物學的真理恰恰是：“成長，然則走向消亡。”而且，通常說來，膨脹得越快，消亡得也越快。
　　這種擴張自然需要更龐大的公共開支，并不可避免地要求政府及其他部門承擔更大的責任。人們通常認為，對于公共基金的分配，必須確切了解其用處和用法，并且日后應該核實其是否確實按指定的方式使用以及有否達至預期目標。然而，這種要求對于真正基礎性的研究十分不利：假使非要在著手之前說出你打算做什么、怎么做以及什么時候完成，你就不太可能做真正原創性的研究。
　　這種對于學院發展和擴張的持續注重，使得大學院系這一產自19世紀教育改革的組織單元，日益成為學校權力結構的框架。大學院系同時亦成為學科帶頭人擴張或捍衛領土的轄區，人們對其的關注經常是競爭而非合作，尤其是同性質學科的同僚在大學委員會上為爭奪資源最易發生競爭。
　　在這種情境下，高等研究院提供了一個避風港。在這里，學者可以從繁雜的教學事務、委員會工作以及行政職責中解脫出來，亦可免遭“締造帝國”之喧囂（大學的不斷擴建類似帝國的擴張）的攪擾。在理想的情況下，它們不以即時影響力為成功的判斷標準；推動研究的求知欲是：發現和探索那些甚至無法預先構想的東西，而不是預設的確定目標。
弗萊克斯納原初構想的一部分是，高等研究院的每個學院都應涉及多種領域，這些領域是一個典型大學的若干不同院系所應涵蓋的。當代大學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正是讓學習和研究跨越傳統的學科界限。高等研究院正提供了這樣的環境：在這里，你有機會與來自其他領域的學者和科學家探討自己的研究工作，有機會擺脫教學和行政事務，并擁有所需的空閑時光。當然，學院很少精心安排這種機會，偶然的相遇和交流通常比刻意的組織安排更為重要。大多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永久性教授和研究員與家人住在校園或者校園附近，而且大多在普通餐廳用餐。此外，在關系密切的毗鄰小社區中（可作為學術村），還經常進行有組織的和偶然的社交活動及知識交流。
　　大多數高等研究院既具有廣泛的國際關系，能吸引世界各地的學界精英，亦與當地學術界保持著密切聯系。為此，很多一流大學紛紛成立了自己的“高等研究院”。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大學爭取最高國際地位的愿望和要求，同時這也讓一些教授從大學生活的重壓下暫時得到緩解。英國大學的研究評審工作和德國的精英計劃促使很多大學建立了所謂的“高等研究院”，但這種植入性學院可能很難長期頂住總校所要求的不斷變化的壓力，維持其獨特的使命。
　　80多年來，高等研究院蓬勃發展的原因與弗萊克斯納所述并無不同：它們讓大學教授脫離現代大學的普遍壓力，為他們提供機會以從事由好奇心所驅使的研究；在日益國際化的學術世界中，它們是國際性的；從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者個人發展來說，是極為成功的。
　　最為重要的是，高等研究院模式激發了具有長遠價值的新研究理念。無論高等研究院數量日益增長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若高等研究院模式沒有過人之處，就不可能形成這種蓬勃發展的局面。
高等研究并不設定一定的目標和成果，在擔任研究員期間，他們甚至也并不十分鼓勵你多寫或多發表；高等研究要生產什么東西呢？生產一些想法，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像楊振寧先生說的，他們當年得諾貝爾獎的研究項目的一些基本理念就是在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產生出來的。但想法是在那兒產生的，不等同于他的成果是在那兒產生的。因此，高等研究鼓勵學者進行研究、碰撞，而不那么注重短期的結果。
像現在這樣每年報項目，一年、兩年或三年交出成果，很難做出很有質量的研究。這種項目審批的方法鼓勵大家急功近利，而且是用金錢的方式，這種方式不是研究的方式，也不是誠實的方式。這是普遍的一個狀況。如果你不是在長期積累的基礎上，你就去說一兩年做了這樣一個題目，不管你說拿了多少錢，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騙人的。現在學者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在拼造這種無聊的項目設計。
20世紀，在很多領域當中，學者們談論科技整合的必要性，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潮流，就是因為很多學科的變化和新的成果都是在它的邊際跟其他領域之間發生關聯的時候忽然產生出來的，然后又回到自己的領域當中，結果產生了極大的變化。有大量這樣的例子。高等研究的這種跨學科、跨文化的特點也是因現代學術分科和大學體制的特點和弱點產生出來的，所以它的目的不是要給圓明園做一個方案，也不是要給誰做一個方案，而是注重基礎性的理論研究。
由于現行的學術和教育體制往往帶有急功近利的特點，高等研究在世界范圍內的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比如柏林高等研究院在它創立的過程中，也曾引起大量的爭論。要把全世界最優秀的學者集中到那兒，提供他們研究的條件，這個成本是不低的；如果他們在擔任研究員期間又沒有立刻產生具有重要影響的產品，引起爭議就更是自然的。而且在當時，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全世界都有學生運動、社會運動，這些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強調大眾文化，反對精英文化。高等研究當然是精英文化，所以柏林高等研究院在它創立的前期受到了很多批評。可是，大概經歷了五年到十年，這個批評基本上消失了。現在在歐洲學術界，說到這個高等研究院，大家都很尊重，因為研究院逐漸產生的成果顯示了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和自然研究的許多的新的進展，即在一個長時段當中，它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同時，由于高等研究院吸引了全世界的優秀學者來到德國，其他的大學也可以邀請他們去講學、參加學術討論會或做其他交流，這樣也就為其他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提供了機會和活力。在這些活動中，這些研究員從當地學者的研究中汲取養分，同時也把他們在高等研究中經過碰撞而得來的想法傳播到其他的機構之中，最終轉化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之中。

作者: hotvg 時間: 2012-4-29 18:31
已閱！！！！！！！！

作者: q284874509 時間: 2012-4-29 19:05
兄弟啊你牛

作者: shootbomb1 時間: 2012-4-29 20:43
人才{:soso_e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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