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3月5日、11日刊登了《中國需要更多的鷹派人物》和《鷹派論無助中國外交》兩篇文章。前者呼吁重估鷹派人物對中國的重要作用，給予鷹派人物一定的寬容空間；后者則認為"鷹派論"是"草民之見"，缺乏戰略家的眼光，強調外交戰略與策略的進步。筆者認為，這兩篇文章都有失偏頗，并沒有認清鷹派的真正內涵。    鷹派并不是比聲音大，比誰的姿態更強硬。美國鷹派思想的實質是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他們以國家利益至上，從現實主義角度，對未來做理性地悲觀預期，為了避免這種悲觀預期成為現實，主張建立絕對優勢，敢于采取強硬手段，按照美國意志塑造世界。其表現形式往往是強硬的姿態，而這層外衣可能給人們造成假象，忽略了其背后的理性與靈活性。
    美國鷹派憂患意識的思想根源部分來自于猶太人二戰以后的末日情節。美國眾多著名學者，包括提出文明沖突論的亨廷頓、提出"中美國"概念的弗格森和原來的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等都是悲觀論者。他們的存在的確對維護美國利益、保持美國超級大國地位起到了明顯的正面作用。法國學者托克維爾當年考察了美國民主后，也曾擔心美國體制在形成良性運轉以后，有可能造成國民的麻痹大意，失去了對自我革新的銳意和對暴政的警惕。美國有識之士顯然意識到了這種危險。美國的憂患意識甚至已經被制度化。從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成功崛起，直到今天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穩固，來自鷹派的各種"盛世危言"實際上為美國發展規制了方向。
    中國需要的正是這種憂國憂民的精神。在最近熱播的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中，炮灰團團長龍文章有這樣一番話："中國人愛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可謂切中要害，拿到當前來說尤為適用。
    經濟發展成就在中國產生的負面效應是，國民心態變得越來越浮躁。誠然，我們經濟增長速度、社會變化程度、國際地位的上升都是無與倫比的。但我們同樣也應該看到，中國的崛起正在進入一個社會矛盾多發期，外部環境也出現了諸多挑戰。如果被眼前的成就所麻痹，對我們民族的發展是不利的。如果我們現在短視，未來必將付出代價。而一個民族要目光遠大，必須有一批心懷天下、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
    因此，我們需要這樣一批鷹派。他們散布在各個領域，不為一己私利，甘于平淡、不懼落魄，能沉下心來，從國家利益出發，對中華民族的未來認真地思考研究預測，敢于做"盛世危言"。我們需要憂國憂民的鷹派企業家，他們有社會責任感，為企業生存雷厲風行，時刻提醒"冬天就要來臨！"我們需要憂國憂民的鷹派官員，他們胸懷百姓，為民族復興殫精竭慮；我們需要憂國憂民的鷹派軍事家，他們分析研究中國安全可能面臨的種種風險，著眼于中國發展長期的安全環境。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一批鷹派思想家，他們拿著憂患意識的錐子，時刻準備在即將麻痹的國民心態中刺一下。
   
　　如果我們希望有光明的未來，就需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這也正是美國鷹派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國要想真正強大，這樣的鷹派精神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