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舒曼(Michael Schuman)

在世界上大多數人眼中，中國是堅不可摧的。在其他國家都深陷日益嚴重的危機之時，中國似乎絲毫不受干擾，甚至有愈戰愈勇之勢。一些商人和決策者深信，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將是未來應對現代全球經濟挑戰的一大法寶。

對此我的看法是：請君三思。

“國家資本主義”致價格錯位

在中國住的時間越久，我就越確信其目前的經濟體制是不可持續的。很多研究中國的經濟學家會給出種種理由，論述這個國家是如何之獨特，因此很多一般性的經濟學規律對它并不適用。但歸根結底，經濟學問題永遠逃不出數學規律。而數字上的問題無關于這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多大，發展速度多快以及國家地位如何強大。對于中國，是它的數字出了問題。這些數字上的問題多數可歸咎于所謂“國家資本主義”。

中國采取的是亞洲傳統發展模式，這種模式源自日本，但東亞很多發展迅猛的國家都不同程度上采用了這種模式。通常來講，它是這樣運行的：1）通過低工資加速資本積累，再以高投資推動工業化和高出口，獲得經濟快速增長；2）國家的手操控整個經濟過程；3）產業政策和政府注資雙管齊下，加速發展高精尖產業。這種模式會在短時間內獲得巨大的經濟進步，但終有一天它會崩潰。日本經濟在1990年初徹底垮臺（至今仍未恢復）；韓國作為日本模式最忠實的復制者，也在1997~1998年間遭受了經濟危機。

究竟發生了什么？事實上，這種模式的發展是以犧牲價格為代價的。艾麗絲?阿姆斯丹（Alice Amsden）在其對韓國經濟的研究中將之定義為“價格錯位”。為促進高投資、保證高增長，國家會對特定行業或部門直接投資或提供補助，從而增加其吸引力并減少其投資風險。銀行并非商業導向，更多是作為政府發展部門調控政策的工具。以上這些行為都會聚斂公共和私人的資本，并將其注入到工業化中，創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亞洲經濟奇跡。

問題是價格不能無限期地錯誤下去。古典經濟學家們一直致力于通過市場找到正確的價格水平。只有這樣，市場才能向潛在投資者發出正確的信號，指引其資金的流向。一旦價格指標被扭曲，那么正確投資方向將不復存在。操縱價格的亞洲模式必然會導致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有補貼的公司不必像沒有補貼的公司那樣精打細算，這會導致他們做出錯誤的投資決定，比如建造不必要或是不實用的工廠和建筑物。最終，貸款變成壞賬，銀行破產倒閉。這正是在日本和韓國所發生的事情。盡管這兩國的危機最終以不同的方式暴露出來——日本是資產泡沫破裂，韓國則受到了外部沖擊——但兩國經濟崩潰的原因是相同的：孱弱的銀行、負債累累的企業以及不明智的投資。

危機已漸成雛形

中國也正沉湎于日本和韓國的這種發展模式中，而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接近50%，即便是以亞洲標準來衡量，這也太高了。對于這種高額的固定資產投資，其支持者通常解釋為，作為一個龐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亟須其所正在建設的樓宇和公路。我完全同意這種說法。但問題不在于中國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資，而在于中國是否獲得了正確的投資。事實是，在某些領域，如鋼鐵和太陽能電池板，這些企業揮霍著通常是從銀行借來的錢，瘋狂地建設了過多的工廠。此外，中國斥資建設了大量的高速鐵路，而其高票價卻讓大多數國人無法負擔得起。與此相比，中國的很多主要城市仍沒有地鐵。

大量錯誤投資的另一個去向就是房地產行業。理論上來說，房地產開發是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的必經之路，但這也要看中國開發的是什么類型的房地產。在普通商品房依然緊缺的情況下，無度開發豪華住宅顯然是過度開發。而在我北京的公寓的兩邊，有三個大型商場，但每日進出的顧客卻寥寥無幾。

更糟的是，中國的大部分投資都依賴于負債。盡管這種狀況尚未對中國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但很多分析者擔心銀行最終會面臨不良貸款增加的問題。

以上種種跡象表明，一次危機已漸成雛形：過多的錯誤投資，包括由貸款和政府官員推動的龐大的房地產熱潮。聽起來熟悉嗎？危機，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國領導人不采取行動，重新定位經濟方向的話。

無法違背的基本規律

當我向中國觀察家們闡述這一系列觀點時，通常會遭致批評——我被告知，北京的執政者們早已解決了這些問題。的確，在近年來如此瞬息萬變的經濟浪潮之中，中國的決策者們表現得相當出色。但是，任何股票投資者都非常清楚，過去的業績并不能保證未來的業績。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分析家也認為日本的官員們近乎超人。但現在因循守舊的日本官僚主義已被視為其經濟復蘇的主要障礙之一。今天，中國也正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執政者們相信經濟可以由人來操縱。而古典經濟學的工具——矯正價格——則是次要的。既然銀行唯“你”是從，還何必要用那些抽象的措施，比如說利率來引導經濟呢？

正是這種態度毀掉了日本的經濟奇跡，而且我看到的中國也正走向同樣的命運。日本無法逃脫基本的數學規律。因此無論其決策者是何等有力，中國也不可能違背數學規律。

如果非要給這場危機預測一個時間的話，我們不妨借鑒一下歷史。日本和韓國都是在啟動亞洲發展模式的35個年頭后遭遇的危機——日本是從20世紀50年代初至1989年，韓國是從1962年開始到1997年。這樣算來，中國的危機大約在2014~2015年左右。

我無意于預測某個準確的日期。我想說的是，危機迫在眉睫，要解決經濟弊病，中國須快馬加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