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發出的這一號召，迅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議。工匠精神，是工匠對自己的產品精雕細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各行各業都需要工匠精神。對于中國設計人來說，我們要做好的事情只有一件：踏踏實實地把中國設計和制造的水平提高上去。

眾所周知，工匠精神，無外乎三點要求：一絲不茍、精益求精、一以貫之。三個詞，十二個字，卻苛刻得令人敬畏——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住誘惑，克服得困難。新時代下的“工匠精神”更多地在于汲取匠人的精益求精精神，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琢中國制造時代之影。應該明確的是，提倡工匠精神并不是要回歸早已與我們漸行漸遠的手藝人的生活。當下，我們對工匠精神的提倡，是在尋求一種更合理地與機器合作，而不是斗爭的方式。

關于德國的事與物

提及德國，中國老百姓都會有一些共同的“集體印象（想象）”，無論他們是否曾經踏足于其土地，這些印象可能來源于他們駕駛德系汽車或者使用德國產品的個體經驗，也可能來源于媒體與互聯網的不斷解構與建構、傳謠與辟謠。其中，最廣為流傳的、具有“神話學”意味的即青島下水管道事件：21 世紀的某天，青島市政府收到了德國某公司的一份傳真，通知其20 世紀初修建的地下排水管道已至百年大修之期，且德國人依據其俾斯麥時代的建設標準，已將維修配件預存于下水管道內的備件庫中，青島市政府只需依圖紙標注的位置找到配件予以更換即可。此事無論真偽，但廣為傳播，可見“百年工程、品質可靠、優質服務”等內容在我國的稀缺性和百姓對此道德品行的渴望。

圖2圖3：青島百年下水道

關于德國的“人”

我先后在德國學習、生活了近兩年，特別是2007 年，作為德國洪堡基金會總理獎學金的獲得者，我有機會走訪了許多德國的政府機構、企業、科研院校及設計事務所。從所見、所聞到所知、所識，我對德國各個側面的理解也逐步深入。我所認識的德國人，遵守紀律、酷愛秩序、精準守時、嚴謹高效，也會偶爾集體瘋狂。他們的狂熱與安靜、傲慢與禮貌、批評與寬容都遵循著二八原則。萬物負陰而抱陽，德國人“陽”的一面要大于“陰”的一面。我在高鐵上見到過一位德國大媽，將自己的行李箱放到行李架上后，不厭其煩地前后左右移動，直到與兩側的行李間距均等、整齊劃一之后才落座，還不忘念叨一聲“Ruhig”（直譯為從容不迫的、平心靜氣的，按照北京話可理解為“踏實”）。這種“類強迫癥”的民族性格絕非個例，在停車場里德國人也會執著地反復移車入位，以求整齊的“秩序感”。庫布里克在《2001 太空漫游》里描寫了原始人初見“絕對的人工物”（矩形的金屬塊）后，極其興奮而又敬畏地圍繞著那塊金屬上下雀躍。我也如同原始人一般撫摸著電機，前后游走，膜拜之情油然而生。西門子的工人以絕對的精確性制造了現代主義的圖騰，并向機器美學致敬。

圖4：柏林西門子工廠里的工人與巨型電機

好的產品（服務）都是由“人”來生產的，

沒有高素質的“人”，

自然也不會有高品質的產品（服務）。

人是事與物背后的操作者、能動者，

而物是人的勞動“物質化”的結果。

好的產品（服務）都是由“人”來生產的，沒有高素質的“人”，自然也不會有高品質的產品（服務）。人是事與物背后的操作者、能動者，而物是人的勞動“物質化”的結果。即便機器、機器人或者CNC 等高科技設備再發達，每件物的背后仍離不開一雙人“手”。流水線上裝配好的汽車，底盤的調校則需要有經驗的工程師來實現；用機器精確開出來的榫卯，卻不如老匠人手作的牢固；數控銑床銑出來的模具，最后仍需要有經驗的鉗工手工修模。就如同練書法需要童子功，或者是踢足球該從娃娃抓起，因為大部分的人類知識是“操作性知識”，需要“身體的覺察”與“肌肉的記憶”，是不可編碼的“意會知識”，是屬于個體的知識。這樣的知識不可能靠引進的生產線來實現，而只能靠高素質的產業工人來實現。

德國的雙元制教育體系

德國的高質量技工來自雙元制職業教育培養的學徒。而德國的職業教育還有高級繼續教育階段，即德國技師的培養，正是這兩個教育形式的組合，為德國培養了大量優質技術人員。

與國內“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不同，德國只有近一半的中學生選擇上大學，而一半多的中學生會選擇接受職業教育，其中包含不少成績優異的中學生。

德國職業教育專家克勞斯•比爾申克說，德國職業教育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德國各行各業的技師收入可觀，社會地位與學士學位相同，同樣受人尊重，“有些技師的收入甚至超過老師或醫生”。在他任教的職業學校里，有一半學生曾向他表示，愿意繼續進修成為技師。

德國職業教育的一個基本職業精神就是，一絲不茍照操作規程辦事，容不得一點“靈活性”。而正是早早接觸企業和客戶的經歷，讓學生們從一開始就養成嚴謹、負責的態度，為“德國制造”的高質量打下基礎。

圖5：德國的雙元制教育體系

對于設計學，德國人認為是屬于專業化（Professional）的實踐學科，因此，除了少量的綜合性大學與藝術學院，德國的設計教育也主要設立在應用技術大學。與我們的學生相比，德國的設計學生不太善于畫圖和PPT 演講，而是更善于使用各種工具、設備，制作三維的草模型、模型或Prototype。他們畢業設計的作品完全是自己動手制作的，而非花費高價錢找CNC 加工。沒有炫酷的效果圖、沒有精致的模型，也沒有充滿視覺刺激的展板，德國的學生面對真實的尺度、真實的材料，在三維空間里解決具體的問題，動手的能力與思考的深度令人佩服。

設計，

無非是“怎么想”與“怎么做”兩個側面。

說設計、講設計、

談設計、秀設計、看設計，

我們的學術氣氛更多的是

伶俐的口齒和忙碌的雙眼，

而非聰明的大腦和忙碌的雙手。

于是，

設計系變成了表演系。

圖6： 達姆施塔特應用技術大學工業設計系的學生畢業設計作品都是學生自己動手制作的模型

圖7圖8：達姆施塔特應用技術大學工業設計系學生的課桌可見其以動手的方式進行思考

德國的組織

——企業與社會團體

在德國看足球，電視評論員總是充滿激情地高喊一個詞：aufbaue! aufbaue! aufbaue! 意思是“組織起來！”德國的足球水平很高，11個人就如同一部精密的機器，按照教練制定的程序被精確地“組織”起來。同樣地，德國的社會也被嚴密地組織了起來，企業、行會（商會）、政府、第三方檢測機構、媒體、研究機構等各司其職，井然有序。

德國的中小企業（mittelstand）是其經濟的主體，大多數公司是家族企業兼百年老店，他們專注于某個領域、某項產品一絲不茍的生產及“慢慢地”持續創新。這些企業內的員工也被分為不同的“軌道”，專業軌道內的工程師、技術工人與管理軌道的經理在薪資待遇及受尊重程度方面是無差異的。西門子電機部薪水最高的不是總經理，而是一位負責安裝調試的老技工，他沒有大學文憑，但經驗豐富，且現場解決問題的能力無人可比。經驗是個體化的知識，是積淀在個體身上的意會知識，這種知識不可能通過書本、課堂、大學等教育系統獲得，而只能在專注于自己的工作過程中獲得。更高的利益、更多的尊重是德國企業對工匠精神的回報，這既是制度上的保障，也是文化上的肯定。

圖9 圖10

在德國的社會組織中，介于企業與國家之間的第三方機構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是行會，二是質量檢測機構。

自中世紀起，德國的手工業同業協會就制定了學徒制度的規章。那時候的職業教育模式是整體性的，學徒不僅習得技能，也習得和階層相符的社會交往能力。它所展現的是一幅和諧的職業與教育互相促進的畫面。16—18 世紀的德國，同業公會控制著手工業生產，對入會合同、生產環節、手工業道德等各方面進行全方位監控。第一次工業革命后，現代性的職業分工打破了傳統的手工業模式。18 世紀后半期開始直至19世紀末，中世紀的學徒培訓模式幾乎不再存在，那也是德國低價劣質的產品時期。二戰后，在“雙元制”的教育體系中，現代學徒制得以確立，行會是這一制度的組織者與實施者，掌握了絕大部分權力。于是，德國傳統手工業的教育模式以“職業性”教育的方式被傳承了下來，并最終構成了德國現代職業教育模式的核心。

對應于中國的質量技術監督局，德國的機構TÜV（Technischer überwachüngs-Verein）意為“技術檢驗協會”，是獨立于政府與企業的第三方機構。基金會曾組織我們參觀了萊茵州的TÜV，當天正在針對Miele、博世、西門子的三款洗衣機的產品壽命進行檢測。其方法非常簡單，就是讓這三款洗衣機的滾筒不停地運轉下去，看最終幾萬小時后停止。檢驗結果是Miele 的壽命最長。當然，這僅是單項的檢測而已。關于噪聲、節能，甚至易用性等項目都會逐一檢測，然后定期出版一份檢測報告，作為公開刊物發表。雖然是非政府的，但TÜV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權威機構。同年，TÜV 對我國生產的某品牌汽車進行了安全性檢測，在國內技監局檢驗合格的產品，卻被TÜV 拒之門外，無法進入德國市場，令我們這些中國學者頗感尷尬。

aufbaue ！德國的社會被很好地組織了起來，成為工匠精神生存、發展的土壤。接下來要談論的是這一精神的內在約束機制——新教倫理。

新教倫理與工匠精神

我曾經問過許多德國人，誰是影響其民族文化最深遠的人，就如同中國的孔子一樣。得到的答案不是歌德、席勒或康德、巴赫，而是馬丁·路德。路德發起了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也催生了新教。在他死后的360 年，馬克斯·韋伯發表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討論了這一倫理觀念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和整個西方理性化進程的影響。

“天職”（德語為Beruf，英語為Calling）觀是新教倫理的核心部分。這種觀念認為，令上帝滿意的唯一方式，不是以修道院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的道德，而只是履行個人在塵世的地位所加諸他的義務，這就是他的“天職”。任何正當的職業在上帝看來都具有完全同等的價值，人無論從事什么職業都可以得救，只要他恪盡職守地履行了塵世事務中的責任。這樣的觀念教導人們以工作的方式修行，也就對人們的塵世日常勞作給予了終極的宗教意義。一個磨眼鏡片的工人的“天職”就是將每一個眼鏡片磨到完美，如此才能取悅上帝，并在枯燥的重復性勞作中，獲得心靈的平靜，也享受“斯賓諾莎式”的幸福。無疑，這種新教倫理的“天職”觀念，是德國工匠精神的發源，也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中，進一步演變為職業倫理。醫生、記者、教師、產業工人等都形成了以“天職”觀為基礎的職業倫理。

我所在的德國大學研究所里有一位做衛生的大媽，為人樂觀，見人就打招呼，胖胖的身軀永不停歇地忙著干活兒。大家也非常喜愛她、尊敬她。忽一日她沒有來上班，頂替她的是個勤工儉學的學生，我一問才知，原來大媽去度假了。在德國，勞動者既有利益、福利的制度保障，社會又給予他們人人平等的尊重，于是他們也按照職業的倫理或者遵照上帝的召喚履行他們的天職，認真清掃每一片塵埃。在北京五道口一家咖啡館的廁所里我也見過一位中國的清潔工大媽，她任憑廁所污漬橫流毫無反應，她只是忙著利用工作時間和廁所內的公用水源洗私人衣物。她一定是抱怨自己的時間廉價，換取的收入微薄，于是不肯再付出任何勞動。當有老板檢查時就胡亂打掃一下了事，無人監管下則公物私用，小小腐敗一下。沒有經濟利益的誘惑，沒有社會福利及人格尊重，更沒有所謂的“天職”召喚和道德力量的約束。

我國的勞動者大多如此，

以“混”的心態對待今天的工作。

身邊也有很多悲觀主義的設計師，

每日麻木地“混設計”，

周旋于老板與客戶之間，

那又何談工匠精神呢？

德國藝術家里希特的畫保持著迄今為止架上繪畫在世畫家的最高拍賣紀錄，他每天也像個上班族一樣夾著面包來到工作室，沒有藝術家范兒也沒有明星范兒，他就是個具有職業倫理的“藝術工作者”。這是他的職業，而他做得很出色。德國的設計師也是以“專業化”著稱的，無論設計辦公椅的、高鐵的、照明的，等等，他們的設計無不深深地扎根于產業的土壤，忠實于材料，專注于細節，長期的研究，持續的思考，幾十年甚至畢生的經驗會在某一點上爆發。同樣地，他們對設計富有職業責任感，凡是自己所做的就一定不低于職業化的底線。他們知道要對得起今天的崗位，對得起薪水，對得起客戶，也對得起自己的內心。這些設計師是德國各個行業的中堅力量，他們的作品成熟但不出名，含蓄而不張揚，穩重而不夸張，創新更多體現在細節上，屬于設計的進化而非革命。

幾點反思國家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于是就有人穿著牛仔褲圓領衫，站在大屏幕前模仿喬布斯，表演“創新”產品發布，也會眼含熱淚訴說創新過程的點滴心酸，如同“星光大道”的選秀節目。現在國家開始提倡工匠精神了，于是就有人穿起工裝褲，拿起銼刀，開始表演工匠了。我們該提防這些“表演工匠”的演員們。

國家提倡工匠精神，其動因在于我國產品質量的低下，處于國際競爭的下游。產業結構需要升級，此時才發現我們最缺乏的是高素質的產業工人。我們有幾億廉價的農民工，也有大量的各行各業的從業人員，但是生產不出好東西，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其根源在于大家都在混日子，缺乏基本的職業倫理。本文以德國為鏡，提出如下幾點，不是結論而是反思，也希望以思考來啟動思考。

1. 我國的產業發展缺乏的是具有“工匠精神”的產業工人，而非傳統手工藝意義上的“工匠”。我們該警惕那些炫技、一招鮮的“名匠大師”或者明星設計師。傳統社會里，建構在“遠近聞名”基礎上的匠人可以通過口碑獲得利益，但這無益于現代化分工合作的大生產模式，無益于產業升級。所謂的現代化的工匠精神其實即是職業倫理，也就是黑豹樂隊在《別來糾纏我》里唱到的：“把你自己該做的工作，做得比別人出色，這就是新的中國。”

圖11：北宋汝窯天青釉瓷碗，傳說當年宋徽宗追求“雨過天青云破處，者（這）般顏色做將來”的釉色，不惜工本燒制天青瓷 

2. 工匠精神生根發芽也需要外在的土壤。參照德國，從教育體系到公司、社會組織、國家等等都是其外在的土壤。正是這些“制度化”的因素，使得具有工匠精神的行為個體能夠獲得利益，也收獲尊重。于是，“外在化”的制度就“內在化”為人的行為準則與倫理觀念。制度生產“人”，隨后“人”才能生產好的產品與服務。沒有制度保障而要求人具有工匠精神，就會淪為道德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