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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的局勢發展確實超出我的預料。導致我預測不準的關鍵是:我被利比亞人民欺騙了。”
“朝鮮發射衛星,我估計成功的概率應該在80%以上。”
“中日兩國因釣魚島問題有沖突不可避免,但現在條件下,因此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不大。”
……
哪里有重大軍事事件發生,哪里就有張少將的聲音,這些出自張召忠少將之口的“好聲音”一直被中國老百姓關注著。20年的電視生涯,盡管某些著名的“正確”言論奇跡般地與現實背道而馳,他的人氣卻與日俱增。
活躍于電視熒屏20年而保鮮不衰,張召忠做到了。他說:“對于一名優秀的電視新聞評論員而言,知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政治素質和道德品質。政治素質就是要求在政治上必須無條件地和黨中央保持一致”。
張少將喜歡自己給自己化妝,在任何一種場合都容光煥發,倍受各種年齡段的異性傾慕。走近年過半百的張召忠,追溯曾經青蔥歲月的身影,或許你會對這個中國首席軍事評論員印象更深刻。
“高富帥”曾經也是“窮屌絲”
1952年,張召忠出生于農村家庭,從小在河北鹽山長大,那是一片低產或不產作物的鹽咸地,至今仍是國家級貧困縣。少年的他在這個沒有電燈的村子里,上完小學、中學。上小學的時候,桌椅板凳連同教室都是用土壘起的,到了上中學的時候才有了木制桌椅和用磚頭砌起的教室。他每個禮拜要走七八里路去上學,身上背著湊合夠吃一周的干糧。每天的主食只是一兩個黑黑的紅薯面窩頭,外加幾把地瓜干。兩三天過后,黑窩頭就會發霉,還能拉出長長的霉絲,但在那沒有青菜,沒有魚肉,更沒有食油的時代,唯有靠霉窩窩頭充饑。
五十年后,張召忠在回憶往事時說:“我小的時候饞肉吃,饞到這樣的地步——死了一個牲畜,人家就把它吃掉,骨頭扔了,我拿斧子把骨頭砸碎,吃骨頭的碎末,就覺得很好了。”
現在張召忠野外散步時還習慣看腳下。他幾乎認識所有的野草野菜,“像灰灰菜、蒲公英、清心菜,從前我在家鄉農村的時候都認識,小的時候還吃過”。
張召忠的父親張耀華是一名土改干部,曾幾次被評為河北省的勞動模范,他沒有能力給兒子溫飽生活,卻為他的成長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路,你自己走吧!”這是父親曾經對他說過的幾句話,至今他依然難忘。他說,“父親一輩子沒有說過一句花言巧語,他那種樸實無華的作風給了我非常大的精神力量。吃苦耐勞,是父親遺傳給我的珍貴品質,許多在別人看來苦的東西,對我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腹里的詩書是這樣沉淀下來的
童年時期的張召忠,吃不飽穿不暖,卻喜歡翱翔于書海里,尋找精神糧食。《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是他小時候的摯愛,當然,這些書只能靠借或者抄寫得來。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艷陽天》、《烈火金剛》、《野火春風斗古城》、《青春之歌》,這些書也陪他度過懵懂歲月。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十幾歲的張召忠便能熟讀《毛澤東選集》四卷,至于《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更能倒背如流。不知不覺中,黨和組織的概念開始在少年召忠的內心萌芽。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他就開始給《中國少年報》寫稿子,除此之外,還寫了一篇十萬字的小說。到初中的時候他迷上了寫散文、詩歌,這個愛好一直持續到上大學。在北京大學念書的時候,他竟然給同學們開培訓班教授“如何寫出一篇好詩歌”。
談起這段往事時,張召忠說,“那個時候給我奠定的基礎非常重要。對我的思維和寫作,奠定了非常好的文化基礎。尤其是培養了我個人的浪漫主義精神。一個人談話做事很有激情,想象力很豐富,這些都是跟文學功底有關系。”
念高中期間,張召忠老家附近有一所工農兵大學,后來他就在這所大學的機械電子系(也叫機電中專)學習。從文走向理,他的專長就轉向了理工科(電子、無線電、機械制圖)。
1970年,張召忠入伍,他當上了“蹲在山溝里的海軍”。在兵團里,憑借著堅實理工科的知識基礎,一切得心應手,當他小有名氣的時候,卻希望自己的思想更好,于是決定改造自己。他突發奇想,剃了一個大光頭,然后向領導請求到最苦的地方鍛煉鍛煉。領導欽佩眼前的小光頭兵有如此高的覺悟,于是,年輕氣盛的張召忠得到允許,便開始了歷時半年的炊事員生活,之后養了好幾個月的豬,同時還在部隊上承包了好幾畝地來種。白天干活,晚上九點就要關燈睡覺了,可張召忠嫌學習時間不夠,關燈后他就窩在被窩里,偷偷地看導彈專業的相關書籍。
部隊里的領導對他的表現甚為贊賞,并推薦他入黨。當時的張召忠對黨和領導滿懷感激,可覺得個人能力還不夠,還不配加入優秀的共產黨,最后他謙虛地回應:“我表現還差著呢。”入黨推遲了一年,接下來,他又通過團里的選拔,獲得去工程兵大學學習核潛艇專業的機會。結果卻戲劇般地被北大招生的人帶走了,糊里糊涂地被安排到北大東語系,學習阿拉伯語。當時招生的人說:“這個人才長得那么精神,干嘛去學核潛艇啊,應該讓他去當翻譯。我們北京大學全國就招15個學生,這個學生我們要定了。”
“革命戰士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一直以來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張召忠堅守這句話,對黨的忠誠說是至死不渝也不為過。
當年的男孩就很膽大
1974年10月,張召忠以“工農兵學員”身份走進北大校門,直到這個時候,張召忠才第一次聽說世界上還有這種語言——阿拉伯語。學習初期,張召忠極不適應。他苦惱了,“科學技術主要是理解原理,靈活運用,外語則是死記硬背。你有天大的理解本領和創造潛質也離不開一句一句把外語讀下來、背下來,這需要千百次的重復再重復。”
最讓張召忠頭痛的是那些顫音,無論費多大勁,就是找不到感覺,音怎么都發不準確。后來老師告訴他,“是你的舌根硬,要想發好音,必須下決心動舌根切割手術。”
當時的張召忠上不起大醫院,跑去學校校醫室里問,“你這能做舌根切割手術嗎?”校醫愣了一下,搖頭說,“我這小小校醫室,哪敢動這樣復雜的手術。”可他堅持說:“就幫我做吧。一剪刀下去,有多復雜呀。”他的內心里只是想:不能辜負黨的栽培,我一定要發出顫音來。疼一會兒,流幾滴血,算不了什么。
動手術那天,班里的同學都焦急地擠在校醫室外等待。幸好上天不負有心人,張召忠傷口漸漸好轉,最后他的顫音發得既標準又流利,口語成績直線上升。隨后,張召忠為學好阿拉伯語勇敢上手術臺一事,迅速地在北大校園傳開,成為傳奇故事。
在北大,張召忠有著優異的成績,還當上了班長和黨支部書記,可見他與黨之間的緣分真不淺。1976年毛澤東去世,有人要給江青寫信,代表北大師生向江青效忠。有關組織找了三個人布置任務,其中就有張召忠。他當機立斷,大膽反抗,斥聲道:“我說我不會寫這些東西。溜須拍馬的事我不愛干!”
他喜歡走自己的特色道路
大學畢業后,張召忠回到部隊,擔任政治部干事。一年后,他被中國建筑公司借調到伊拉克當翻譯。兩年后,兩伊戰爭爆發,這是他第一次親歷戰爭。“兩伊戰爭對我影響很大。我當時對戰爭一無所知,什么時候會轟炸,戰爭會打到哪里,完全摸不著頭腦,作為一名軍人,這是很羞恥的事。回國后,我就不搞翻譯了。我堅持還是要搞科研,有點科技救國的意思。”
張召忠回國后,進了海軍裝備論證中心。張召忠發奮攻讀英語和日語,這為今后的專業軍事研究夯實了堅實的語言基礎。在研究過程中,每每翻閱書籍的時候,他都有一個習慣——不管是哪個大師的作品,他都要批判性地讀,有的書還專門挑錯,感覺好的地方就寫上心得。偶爾碰到書里有令人反感而低俗化的東西,他會不由自主地在錯的地方狠狠地打叉,生氣的時候甚至直接撕掉。一本本書被“蹂躪”過后,張召忠的“書山”就累積的更高了,“學海”也日漸寬廣了。自然而然地,張召忠對事對物便形成自己堅定不移的看法。借用“中國特色主義道路”一說,他在政事軍事的觀點立場上,始終堅持走“張召忠特色主義道路”,不受他人左右。
這樣看來,今天的張召忠,擁有中國最著名軍事評論家、理論家、國防大學教授等各種頭銜的海軍少將的煉成,自有光陰沉淀的道理。我們老百姓不要老拿張少將的預測失靈說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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