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10月，曾國藩率領湘軍收復武昌城，駐節漢江沿岸，整軍誓師，準備沿江而下。這時，有人呈上一本手抄的小冊子，部下宣稱這本冊子記載了太平天國的有關情報。曾國藩將信將疑，隨手翻看幾頁之后將這本冊子收下了。不久，湘軍連克蘄州、田鎮等地，俘獲成箱的太平天國文書。曾國藩與幕僚研讀這些文牘時，猛然發現這些文件的記載與此前那部小冊子正相對應，“所指悉不謬”，經過仔細對比，小冊子記載的情報大部分得到了證實。曾國藩驚喜不已，趕忙召見作者。

湘軍情報機構的建立

在曾國藩的熱切期盼中，一位其貌不揚，操揚州口音的男子走了進來。來人自稱張德堅，原來是湖北巡撫手下的巡捕官，本來是一個維持治安的捕頭。此書名為《賊情集要》，是平日留心搜集的太平軍情報的合集。原來，在1853年，太平軍圍攻武昌時，武昌城內不過千余兵卒，而城下的太平軍兵力雄厚，湖北巡撫常大淳力戰不能勝，舉家自盡。在一片混亂中，張德堅的巡捕生涯到頭了。巡捕官平日里走街串巷，消息一貫靈通。而這一次，張德堅發現局勢不同以往，連對手的頭領是誰都搞不清楚。圍攻武昌的太平軍在翼王石達開率領下，各路大軍又各有統屬，日后大名鼎鼎的李開芳、林鳳祥、李秀成、陳玉成一齊上陣，可謂將星云集，但也極大地考驗著清軍的邏輯分析能力。張德堅著手收集情報，但很快又發現，這些情報各自矛盾的地方太多。他經?；b潛入太平軍軍營周圍，還與太平軍士兵、被擄的逃人以及來往的難民攀談，由此匯集成了《賊情集要》一書。這是當時第一部系統介紹太平天國制度的作品。張德堅還提到自己投奔過繼任的湖廣總督吳文镕。

聽到吳文镕三個字，曾國藩長吁一聲。這位吳制臺正是曾國藩會試時的主考官，按當時的規矩，吳文镕是曾國藩的“座師”，對曾國藩有提攜之功。咸豐三年（1853年），吳文镕來到湖北任職，不久就遭到太平軍重兵圍困。朝廷下令曾國藩迅速援救，吳文镕也在武昌堅城內滿心期待著里應外合夾擊太平軍，他身著官服親自“坐城上激厲將士”，終于打得太平軍退到黃州。結果咸豐皇帝心急，強令吳文镕率領疲憊的士兵出城追擊，終于在當年元宵佳節的大雪中兵敗如山倒，吳文镕絕望地投塘自盡。五個月后，曾國藩進兵黃州，特意訪詢居民，聽到了吳文镕的慘狀當場落淚。

張德堅對曾國藩說：“大帥獨能辦賊，必能知賊，亦必樂人之知賊，聊為之獻耳?！痹鴩敿从谛袪I中設立一情報機構，名為“采編所”，在張德堅所呈《賊情集要》小冊子的基礎上進一步搜集太平天國情報，并以張德堅為總纂官。

情報分析員或許曾是太平軍高官

張德堅分析了太平軍情報不易得的原因。首先是清軍對太平軍一味武力鎮壓，“有剿無撫”，不像古人打仗，兩軍交戰前互下戰書，互遣來使，故不易探聽太平軍內部虛實。其次，有不少像程奉璜那樣從太平軍逃歸的士人，但湘軍對這些人太殘酷，以至于這些人拼命掩飾自己的經歷，更不敢講出自己在太平軍中的所見所聞。而當時的太平軍俘虜的供詞往往相當不可靠，有不少硬漢即使被俘也絕不透露消息，甚至大罵說客，自稱“軍勢強盛”。而軟弱變節者為了討好湘軍，又會拼命貶損太平軍的武力，說“賊不足平”，湘軍還是不知深淺。不少貧苦農民受不了太平軍的嚴苛約束而逃離，而這些平民的回憶最為奇異，往往一本正經地說什么刀槍不入之類的無稽之談，這是文化水平導致的，他們主觀上可能的確相信這些妖術神話的存在。有時會有太平軍官員主動投奔湘軍，然后就領著大隊湘軍走進了太平軍的埋伏圈，搞得最后清軍對前來投奔的太平軍官兵一概殺頭。湘軍主動派往太平軍陣營的間諜又不知道對方的軍營口令，靠近必被抓，根本無法潛入，只有向附近居民打探，最后還是云里霧里。

為此，新的情報機構——采編所匯集了湘軍中最了解太平天國的一批人。每一個成員都有一段傳奇經歷。浙江人邵彥烺本是湘軍中小有名氣的火器專家，兩次堅守湖北鄂城，所造巨炮“擊挫賊鋒，屢獲奇效”，他所負責探聽的太平軍武器裝備與練兵陣法等情報尤其專業。江蘇童生程奉璜則是從天京逃出的臥底，以至于被后世一些史家稱為“特務分子”。與張德堅主動跑到太平軍軍營中搜集情報不同，程奉璜的經歷更加曲折，他曾被太平軍抓進軍營。太平軍士兵基本上是貧苦農民，對這位童生很重視，想讓程奉璜出謀劃策。張德堅稱贊程奉璜本是“圖為荊聶”，原本想要像荊軻聶政那樣當個刺客，自然沒有成功，于是欲“盡知賊情，以冀一朝復見天日”，獻給官軍，以“補官軍所不逮”。在太平軍營中，程奉璜“動心忍性，與賊周旋，浸久而契洽”，暗中對軍事情報“潛察而默識”，在太平軍的各軍營與太平天國的行政機構間往來探聽，期間深入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潛伏，并在太平軍放松警惕后成功逃離。其實，就程奉璜后來的表現來看，他一定在太平天國做到了不低的官職。他不僅提供了太平軍各將領進駐天京以后的活動及太平天國內部關系的情況，還默寫了洪秀全的三通詔旨，這顯然不是一般的書生能接觸到的情報。可見程奉璜能接觸到的太平軍情報非比尋常，由此聯系到此前他“圖為荊聶”的計劃，要不是天京城內護衛嚴密，說不定洪秀全真的會有危險。

準確預測天京事變

在張德堅的主持下，采編所的工作很快步入正軌。1856年底，采編所編成《賊情匯纂》一書，成為當時最為全面的太平天國研究作品。他們大量采訪了官紳、兵勇、難民與太平軍俘虜。有些官紳參與過太平天國的政權，有人說這些人一定不可靠，張德堅就親自與其長談。很快，采編所摸清了太平天國高層的信息，編訂出了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云山、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胡以晄等人的簡歷。這部分最有價值的情報莫過于對洪秀全、楊秀清矛盾的分析。采編所發現，洪秀全“自知詐力不及楊秀清”，就將一切軍務都推給楊秀清裁決，自己躲在深宮之中。而楊秀清“自恃功高”，朝見天王時“立而不跪”，還經常詐稱天父附體，動不動讓洪秀全跪他，甚至幾次當眾“杖責”天王。采編所指出，楊秀清這就是“實欲虛尊洪秀全為首而自攬大權”，其行為與古代“奸權”無異。而韋昌輝與楊秀清的關系更是微妙，遇到軍務事件，韋昌輝要首先“稟奏”楊秀清，得到首肯后再“稟告”洪秀全，實際上這件事早已由楊秀清主持施行了。韋昌輝由此對楊秀清不滿，認為楊秀清看自己“位下一等”。在西征湖北時，楊秀清朝令夕改，先讓韋昌輝領兵，后又召回。韋昌輝部下張子朋犯錯，楊秀清當眾責打韋昌輝數百杖，打完了又依照慣例口吐白沫，意思說剛才那幾百軍棍是天父打的，與我不相干。采編所認為，楊秀清與洪秀全在領導權上的矛盾十分尖銳，而楊秀清與韋昌輝的矛盾更是無法調節，“似不久必有吞并之事”。

要知道，這些線索至今還是學界解釋1856年天京事變起因的論據。天京事變發生在1856年底，而采編所獲得的這些情報是在1855年左右由程奉璜自天京內部收集，準確預見了太平天國核心集團的矛盾與沖突，其價值不言而喻。采編所搜集了盡可能多的太平天國諸王、天侯、六官（天、地、春、夏、秋、冬，是太平天國的文官系統）、內官、守土鄉官、女官的信息，并編訂了太平天國官制表，清軍終于得以一窺太平天國內部的行政運作。

至今仍是研究太平天國的基本史料

在采編所的工作下，湘軍了解了當下的太平軍數倍于己的形勢，從此改弦更張，以步步為營的“站墻子之法”來逐步向長江下游推進。曾國藩對張德堅很是信任，曾當眾對人說：自己在九江領兵時，多虧了張德堅的建議，將分攻湖口的大兵撤回北岸防御，“倘不用此策，或少遲，吾與石朋（張德堅字）俱死于是役矣”。

張德堅對曾國藩的感情自不待說，屢次宣稱曾國藩乃“當代偉人”，很感念曾國藩的知遇之恩，自稱“平生血性首公知”。曾國藩死后，張德堅悲痛欲絕，寫下詩句“一字一珠猶一淚，吟成痛哭病增危”。其實早在《賊情匯纂》書成時，曾國藩就屢次邀請張德堅進入幕府，而張德堅堅持回鄉，曾國藩挽留不住。后來，曾國藩率軍來到徐州與捻軍作戰時，張德堅曾經上門拜訪，再次拒絕了曾國藩的挽留，最終在曾國藩的推薦下在揚州江北厘金局任職，月薪36 兩，長壽而終。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里，出身低微的張德堅為搜集太平軍情報費盡心機。他毫不保留地稱太平軍為“賊”“寇”，但要沒有這部處處“罵賊”的小書，太平天國的諸多細節也許早已湮沒無聞。經過一百余年后，《賊情匯纂》仍然是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基本材料，任何立場的學者也都不會徹底否認這本書的價值，張德堅與湘軍早期的情報機構——采編所的傳奇也因此得以流傳。

（參考文獻：張德堅《賊情匯纂》；朱樹謙《張德堅事跡補錄》；朱樹謙《關于〈賊情匯纂〉的作者及記事下限》；鄧亦武《咸豐三至五年湘軍的情報工作與鎮壓太平天國戰爭》）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中央黨校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