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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非典十年祭——用生命鑄成的歷史

熱度 1已有 355 次閱讀2013-4-7 09:45 | 醫護人員, 廣東省, 廣州市

十年前的那場席卷全球的"非典"疫情至今還記憶猶新:先是不明病因的死亡病例,再是醫務人員大面積地感染,又刻意隱瞞疫情導致小道消息滿天飛,引起全國上下一片恐慌。等到隱瞞不住時,也失去了最佳控制時機。結果疫情傳遍了全球,造成數千人染病,華人成為世界上最不受歡迎的人。這次還要舊夢重溫嗎?
2003年4月20日前,知道疫情真相的官員或醫護人員成千上萬,絕大多數選擇了沉默,只有301醫院蔣彥永教授選擇了說真話。他第一個在互聯網上披露中國SARS疫情的真實情況。引起世界轟動,推動透明化。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真話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讓這個民族最終勇敢地站在瘟疫災難面前!
全世界首例SARS并非發生在廣州市也不是發生在2003年,而是2002年12月在廣東省河源市首先被發現。患者是一位黃姓35歲的男性廚師,原因不明高熱、呼吸急促、兩肺陰影、迅速發展至急性呼吸衰竭。次日,同一河源市人民醫院又接診了一位郭姓40歲出租車司機,臨床表現與黃姓患者完全類似,但二人素不相識,也完全沒有任何接觸。接診這二位患者的是河源市人民醫院呼吸科醫生葉鈞強,他是第一位被傳染上SARS的醫務人員,后來因病重送到外院搶救。經過九死一生的磨練后,這位可愛的醫生對“領導們”提出的唯一要求竟是:能到收容他住院的大醫院進修,再多學一些對搶救SARS有用的本領。
此后很快與上述二名患者有過接觸的八名醫務人員患上同樣的病,其中有兩名護士是在懷孕期間,一位不幸流產,一位為保住孩子盡量不用藥,冒盡了生命危險。她們不僅是第一批參加搶救SARS病人的護士,而且后來也都為同樣是為搶救病人而患SARS的北京302醫院姜素椿老大夫,貢獻了寶貴的康復期血清。二位值得尊敬的“小人物”在媒體上是無法找到她們名字的,但她們都很年輕,卻對自己的經歷無怨無悔,康復后最關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樣能救助更多的病人”,讓我們永遠牢記她們的名字---肖冬梅、黃曉琴。
03年的第二天,廣東省衛生廳就迅速成立了由臨床與流行病專家組成的最初的專家組,時任廣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長蕭正倫任組長,臨床專家還有黃文杰與鄧子德,據我所知后二位專家后來在工作中都不幸染病。02年12月26日與03年1月4日,距河源數百里之外的中山市又有二名廚師發病,緊接著與河源情況驚人的相似,又有5名工作人員病倒。03年1月21日起,鐘南山院士親自參加了專家組的工作,1月22日完成了《省專家組關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調查報告》,2月2日鐘院士開始承擔全省臨床治療專家組組長的重任。之后,張天托、鄧子德、鄧練賢三位在工作崗位上患病且病情危重的專家被轉到鐘院士所在的呼吸病研究所接受治療。張天托、鄧子德大難不死,先后康復出院,而鄧練賢最終卻永遠離開了我們。當4月21日上午鄧練賢的愛人,身為護士的朱秀娟帶著兒子來見丈夫時,大聲對鄧喊到“兒子來看你了,你聽到了嗎?”,丈夫已沒有任何反應,只有一顆晶瑩的淚珠、緩緩地從鄧教授眼角流了下來。當日下午5時許,鄧練賢教授一顆赤子之心永遠停止了跳動……
到了03年的大年初五,鄧練賢所在的中山三院已病倒了二十余位醫護人員,其中5人是科主任,3人是正、副黨支部書記、8人是共產黨員,當這些人互相攙扶著或在同事幫助下步入醫院設置的隔離區時,其悲壯場面比戰場上下來的傷員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在當時“隔離區”曾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一旦進入隔離區,就意味著暫時或永遠見不到親人。鄧練賢是自己走進隔離區的,為了緩解氣氛和安慰家人還故作輕松地開著玩笑,妻子朱秀娟趕到時,鄧已進到隔離區內,匆忙中準備的牙具等日用品也無法交給丈夫了,只能遠遠地注視著、期盼著,豈知,丈夫自此已再也不能回到家中……
 03年2月7、8、9三日是中山二院有史以來最不幸的日子。為搶救患者,第一批醫護人員倒下了,第二批醫護人員又沖上去救助自己倒下的戰友,第三批再上去,又有人倒下,全院共有93名醫務人員不幸患病,整個醫院氣氛凝重壓得讓人喘不過氣。廣東SARS流行之初,多數人并沒有預見到后來會發展成一場世界范圍的災難,可能是為了不影響北京兩會的召開和安定人心,處于“政治掛帥”的考量,決策者們當初寧愿對其輕描淡寫。因為在死者剖檢中找到類似衣原體的成分,有關部門就匆忙地宣布SARS是由衣原體引起的。如果確系衣原體引起稱為“非典型肺炎”是理所當然的,遺憾的是最終證明SARS是由病毒引起,尸體上分離到的“衣原體”可能只不過是患者終末期感染或定值的微生物之一。鐘南山在廣州親自掛帥后,第一個公開提出“SARS”并非衣原體引起的,其元兇很可能是一種未知的病毒,并與香港同道合作,作出了進一步的證實。因為從臨床治療結果來看,衣原體學說只能是一漏洞百出的大笑話,在全世界丟盡了中國醫務人員的面子。
“非典”亦就是非典型肺炎這一命名,無論如何挖空心思地去強調都是很不“靠譜”的。經典的非典型肺炎只包括支原體、衣原體、軍團菌,也有人包括了立克次體引起的肺炎。一味強調常見細菌性肺炎以外的肺炎都可以稱為是非典型的,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只會對指導臨床治療產生誤導有害而無益。因為典型的“非典”大環內酯、喹諾酮等抗感染藥是很有效的,而對SARS卻完全無效。當時無論青紅皂白,全國范圍SARS患者幾乎一律應用了“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等藥物,既浪費了醫療資源,又增加了藥物帶來的副作用,不能不說是與錯誤的命名有關的。
與現在相比,十年前中國社會對與政府不同觀點的容忍程度(既使是科學問題)和與大眾息息相關信息的透明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無可否認,在應對SARS之初決策部門是犯了大錯,否則也不會有相關高官被撤職,政府高層如不能及時出面糾正,一個小小未知病毒險些造成全社會、全民族的重大危機。
無論是時事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事,回顧歷史,關鍵時刻總會有關鍵人物及時登場。天時地利所使,鐘南山第一個站出來否認了SARS是衣原體所致,主張盡量排除干擾,科學地、實事求是地來應對這場危機。此后鐘南山的事跡在中國幾乎已是家喻戶曉,且已揚名海外,他的功勞已銘刻歷史,也是永遠不可抹殺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能挺身而出,除冒著染病于身的危險外,還要承受多大的精神與心理壓力呀!一般來說在當時情況下敢于公開與政府唱對臺戲,既使有理也不會有好下場。鐘南山是無可代替的。

——“你究竟為什么這樣做?”自向外界公開他所了解的真實情況后,蔣彥永,這位72歲的老軍醫不止一次地被問起這個問題。

——“不這樣做,中國可能會多感染很多人,是要死人的。”說這話時候,一位曾采訪蔣彥永的記者清清楚楚地看到老人禁不住流下眼淚。“我是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老百姓的利益。SARS也絕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事情。如果不能迅速控制,受害的不只是北京、中國,也是全世界,所以我一定要說這個問題。”

蔣彥永或許還是個陌生的名字。蔣彥永是全中國600萬與SARS頑強斗爭的醫務工作者中的一員,但這位老外科醫生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將自己與中國的抗擊SARS歷程維系在一起。在2003年中國抗“非典”歷史中,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記住這個名字。

在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面前,個人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但蔣彥永感動我們的是他作為一個醫生對生命的那種崇高責任感。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在這樣崇高的誓言面前,蔣彥永、鐘南山,與許許多多甚至獻出了自己生命的白衣戰士站在一起。他沒有穿上隔離服,沒有站在臨床第一線,但在SARS開始蔓延,信息可能不通暢,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感染,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生命遭到威脅,國家的信譽可能遭到危機的時刻,比他更了解情況的可能有上百人,但只有他勇敢地站了出來。他是一名老軍人、一名共產黨員,他說:“在可能有越來越多的生命遭到威脅的時候,我自己的一切真是微不足道。”“我不是什么英雄,只要說蔣彥永是個說老實話的人就行了。我一直認為,人的生命最重要,講老實話最重要。”

蔣彥永在解釋他當初直面現實的勇氣時說:“我之所以能直面現實,是因為我相信我們的國家。因為國家如果能從我提供的這些情況吸取一定的教訓,因此建立好公共防疫制度,從SARS的挑戰與困境中站起來,獲得全世界人民的信任。

1931年出生的蔣彥永退休前是解放軍301醫院(解放軍總醫院)的“普通外科”主任。像很多中國人一樣,在SARS大規模影響產生之前的那一段時間,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看美國攻打伊拉克的電視直播上。 

  其實3月初,蔣彥永就聽說有一位曾來過301醫院就診的病人,幾天后轉到302醫院,傳染了一批醫生、護士。消息傳回301,這邊的醫生才知道了有人得了“非典”,并且這種病的傳染能力特強。3月20日左右,301醫院的肝膽科、腦外科、呼吸科……開始不斷出現被感染病人。這個名為“SARS”的傳染病開始引起蔣彥永的關注,但作為一名不可能接觸到傳染病一線的外科醫生,他所知有限。

  3月底,蔣彥永的大學同學、同在301醫院工作的一位醫學教授因咳血經檢查患了肺癌,轉到外科準備手術時,突然發高燒,肺部出現多片陰影。幾位專家會診疑為SARS,被單獨隔離在301醫院的ICU(重癥監護室)。

  當時,全軍SARS防治中心設在309醫院,這位教授的資料被送到那里會診。蔣彥永一直不相信同學得了“非典”,打電話到309詢問專家何為“3+1”診斷標準。就在當天他意外得知,包括確認和疑似,309已有40個病人,6人死亡;隔了一天,這組數字為60個病人,7人死亡。這時候,蔣彥永知道302醫院也有了40個SARS病人。

  4月3日下午,國務院新聞辦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公布“截止到3月31日”,“北京市12例,死亡3例”,并數次重復中國局部地區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當時談笑風生的張文康給在場的記者和電視機前的普通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宣布:“在中國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看到在新聞發布會現場有一名外國攝影記者戴著口罩,他又說:“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坐在電視機前的蔣彥永在第一時間看到了這個講話,“12例”這個數字與他了解到的真實情況差距實在太大。“他給我打電話,問我們這里的病人有多少,我把了解的情況告訴他,聽得出他特別生氣。他向我要院長家里電話,說‘你們應該向院長匯報’。我怕他惹麻煩,沒敢給他,勸他先別著急。”在某軍隊醫院工作的一位醫生這樣回憶。

  第二天,蔣彥永遇到了解放軍后勤部衛生部兩位前領導,談起前一天公布的數字,大家一致認為有問題。同一天(4月4日),301醫院也宣布有46個SARS病人,得知此訊,蔣彥永請醫院醫務部和門診部的有關人員去向上級反映。

  “當時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張文康的講話,都覺得很不應該,這個事情并不像他講的那樣輕描淡寫。當時醫院具體病人數我不知道,屬于保密,甚至有些在病房工作的人也不太清楚,只有在第一線的人最了解。但我們確實知道,我們收了病人,而且工作人員正成批倒下。他(蔣彥永)向我了解我們那的情況,我們開始交換這方面意見。我私下了解到一些情況告訴他,他也把他知道的告訴我。當時我們都很擔憂,因為這個病在廣東、香港已經大面積流行,這時候如果不控制,很可能要在北京爆發。我們覺得當時的一些做法是錯誤的,但我們苦惱于只能在底下議論。我沒想到他會采取這種方式表達出來。”與蔣彥永熟識的一位同在某軍隊醫院工作的老醫生說。

  4月4日晚,蔣彥永坐在電腦前,寫了一封800字左右的信。在此之前,他再次核實了301、302以及309幾個軍隊醫院確診與疑似的SARS病人數分別是:46、40、60。因為對伊拉克戰爭報道的印象頗深,對媒體接觸不多的老醫生挑選了CCTV-4和鳳凰衛視兩家電視臺,記下了電子信箱后,將信發了出去。

  接下來的幾天沒有任何回應。短暫的沉寂后,4月8日,蔣彥永接到了第一位記者——《華爾街日報》記者的電話采訪。同一天稍晚,美國《時代》周刊(TIME)駐北京記者Susan Jakes也聯系到蔣彥永,核實他確為郵件署名的“蔣醫生”后,對其進行了采訪。雖然在采訪時間上并未搶到第一點,但《時代》周刊迅速于當晚將采訪內容發布在網站上,日后Susan Jakes也稱自己“很幸運”。

  4月9日,蔣彥永一下子成為全球媒體追逐的焦點,家里的三部電話被美聯社、德新社、法新社等要求采訪的媒體打爆。與此同時,《時代》周刊這篇題為《Beijing’s SARS Attack(北京的SARS襲擊)》的文章也被翻譯成中文在網上廣為流傳。據音譯,文章中的Dr.Jiang Yanyong也有了多種翻譯,許多人在互相詢問著“301的退休老軍醫”情況。對蔣彥永所稱的數字,衛生部門一直沒有正面回應,既未承認也未否認。

  4月9日,周三,每周的這天下午2點,蔣彥永要為醫院的進修生講課,但直到兩點半,要求采訪的媒體還讓他無法脫身。3點,蔣彥永又站在課堂上,他很平靜地告訴學生他所做的一切:給媒體寫信,接受《時代》周刊記者采訪,指出他知道的病人數字……當天晚上,301醫院有關領導找到蔣彥永,在首肯他反映情況的動機后,提醒他作為一個軍人應該遵守的紀律,不要擅自接受境外媒體采訪。蔣彥永向院方表示,以后有什么事都會先向院的領導反映。

  4月10日,WHO(世界衛生組織)公開批評北京的疫情報告系統:“北京只有少數醫院每日匯報SARS病例。”WHO派專家組赴京調查;4月11日,北京被WHO重新定為疫區。但是衛生部并沒有宣布這一消息,而在此前一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衛生部負責人繼續了樂觀的說法,表示“當天通報的疫情包括地方醫院和部隊醫院所有目前能夠確診的病例數字”,“這個數字是準確的”,“截至4月9日……北京市22例”。

  蔣彥永不是傳染病醫生,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始終關注著SARS災難。4月10日,蔣彥永在參加燕京校友會理事會時,從兒童醫院的胡亞美院士那兒得知:兒童醫院已有兩個患兒染上SARS,他們的母親也未能幸免,并且接上面通知,以后各院對SARS病人要“就地消化”。當晚,協和醫院的一位教授告訴蔣彥永,芬蘭籍國際勞工組織官員阿羅因感染SARS在中國去世后,記者招待會上曾有人問,是否對與其接觸過的人采取措施。當時衛生部門的人答:“會進行嚴密的監測”。那位教授告訴蔣,實際上和他接觸過的人“還在到處跑”,根本沒人管。那位芬蘭人的秘書來看特需門診,就被診斷為SARS,因為協和也接到了“就地消化”的指示,但協和根本沒有接納隔離這類病人的條件。對這位秘書只好暫時對付著把他隔離起來。所謂“就地消化”的原因,實際是因為北京兩個傳染病醫院(地壇、佑安)都已經收滿。

  4月11日,蔣彥永將這些情況向院方做了介紹,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一、建議衛生部長引咎辭職;二、各醫院自己“消化”非典病人不符合處理傳染病的原則,“建議盡快將一些小醫院改為傳染病醫院,配備有經驗的醫生護士”。最后,蔣彥永再次表示,“如果確是我所反映的數字是錯的,我就可以馬上向世界發表聲明,我報錯了,我愿意受處分。如果衛生部的數字不對,那就請衛生部加以糾正”。

  4月12日,蔣彥永又向301醫院政治部遞交一封寫給衛生部負責人的信。信里作簡單自我介紹后,再次對衛生部公布的數字提出意見,“請衛生部來人和我一起核實對我所提供的資料。如果我所提出的材料是錯誤的,我可以立刻向全世界發表聲明,我錯了,可以接受任何處分。如果衛生部所提供的材料不實,那就請衛生部公布正確數字。錯了要勇于承認錯誤。對人民健康、生命安全的事,來不得半點虛假、錯誤。我衷心地希望能有機會和你們一起研討此問題,使全國人民從中得益。”

4月14日晚,WHO一位專家通過翻譯打電話找到蔣彥永,希望向他了解軍隊醫院的情況,因為種種原因,WHO的官員并沒有與蔣彥永直接見面。

  4月16日,WHO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后,先后有兩位記者給蔣彥永打電話,告之WHO官員確認了他此前向媒體公布的數字。

  4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政治局會議上強調,任何人不得瞞報疫情。

  4月20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確認,北京共確診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日,新華社發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4月26日,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兼任衛生部部長。

  “后來發生的這些事情告訴我們,蔣彥永做的是對的。與我認識的許多人都說,蔣彥永立功了。我知道他并不追求這些,但在人民心目中,他確實是功臣。在這個關系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事件中,蔣教授盡到了他作為一個醫生應盡的責任。在當時可能信息不通暢的前提下,比他更了解情況的可能有上百人,但只有他站了出來。我是一個傳染科大夫,這件事應該是我做的,而我沒有做,不但過去沒能做到,以后恐怕也難以做到。真的,我做不到……所以,他對我們也是精神上的刺激,我由衷地欽佩他。”說這些話時,蔣彥永的大學同學、72歲的朱純吾老醫生眼圈微微泛起了淚花

2004年8月,蔣彥永榮獲菲律賓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該獎被稱為亞洲的諾貝爾獎。他獲獎的理由將會被人們記住:“勇于揭露SARS疫癥真相,從而拯救了無數生命。”
點評:
【H7N9事件時間軸】粗略整理了一個時間軸。可清晰發現:1、2月末至3月初,有所開始;2、爆發事件相對集中,3月20日左右為爆發點;3、集中在長三角;4、3月31日開始進行報道。#在涉及公共衛生安全的事件上,所有刻意的隱瞞和欺騙,都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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