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27歲的醫學博士張海鵬充滿挫敗感。他從在協和醫科大學讀大五時開始做科研實習，主攻卵巢癌。這種病癥術后生存率低，三年下來，60多個病人死了一大半。多年以后，每當被人盤問為什么改行時，這是他的標準答案。
　　挫敗感的另一個來源，是已經可以預計到，未來醫生生涯的清苦。那是1990年代，“下海”、“全民經商”是那個時代的關鍵詞，大他幾歲的哥哥們已經靠著倒賣各類商品一時暴富。　　　　

張海鵬家境普通。他的父母都是北京汽車制造廠的普通技術員，靠幾百塊死工資養大3個孩子。他家的房子不帶廁所，他在大學食堂吃飯時會掙扎說要不要打肉菜，兜里的錢沒超過過200塊。他想讓老媽住上帶廁所的房子，想在請姑娘吃飯時點得起四菜一湯。他讀過黃埔軍校的舅舅建議說：亂世從軍，寧世從商—世道安穩時，靠從商過上舒坦日子、取得世俗意義上成功的幾率比較大。
　　張海鵬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喜歡商科，但他知道舅舅說的沒錯。并且醫科“太死板”，自己肯定不喜歡。他也打聽過，商學院畢業后年薪能拿小十萬美金，美國商學院也愿意招他這種沒有商科和工作經歷、一張白紙式的人。他掂量掂量了自己，覺得自己頭腦清楚、做事妥帖，讀商科，畢業后混進醫藥企業應該沒問題。
　　他考了托福和GMAT，托福滿分，GMAT 750。申請了3所商學院：全美排名第一的沃頓（Wharton）、排名前十的杜克（Duke）、排名二十的埃默里（Emory）。三家都發來 OAffer，他選了Emory，那里可以免去他所有學費。
　　2000年，張海鵬MBA畢業。運氣不錯，當時正值互聯網泡沫的膨脹期，以往只在前五名商學院招人的麥肯錫當年擴大了招收范圍，也上Emory這種排20來名的商學院招人。張海鵬的五輪麥肯錫面試進行得很順暢。
　當年Emory有180個畢業生，麥肯錫錄用了不到5人。
2008年時，張海鵬名片上的職銜已經變為麥肯錫全球董事合伙人。麥肯錫能升到這個職位的人本來就只有大約一成，張海鵬又只累計花了6年時間，比一般人還要快一兩年。
　　　　麥肯錫的工作多少有點像特種兵。它依靠為企業解決管理上的難題收費，而它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在短時間內做足夠多訪談，搜集足夠多數據，做大量分析，來找出結論。
　　張海鵬覺得自己沒選錯—他喜歡這份工作。頭一兩年當咨詢顧問時，他時常要做一些例如“中國大型企業怎樣管理資金”、“中國大型行業改革開放后的主要趨勢”這種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分析。不過，越是上不了手的分析，他越想找出上手的辦法—“可能是天生喜歡”。
　　但這份工作也足夠忙。像所有麥肯錫人一樣，作咨詢顧問的頭一年里，張海鵬每周工作90小時，沒在晚上兩點前睡過，忙得上廁所時也要同時回短信。領著他做項目、開辦了麥肯錫中國辦公室的那位資深導師則不同：他語速不徐不急，常年一副沒什么大不了的樣子，一身腱子肉，高爾夫常年維持在80桿以下的水平，“可能是麥肯錫最懶的人之一。”
　　“懶人”這個標簽之后也成功地被貼到張海鵬身上。當他干了一年多升為初級項目經理后，他已經可以保證每天都在晚上一點前睡，早上七八點起。而包括徐海在內的絕大多數麥肯錫人，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周末補覺，沒有多余時間。
　　　　直到2003年在飛機上遇到當時招商局國際的CEO，對方此后邀請他加盟時，張海鵬還沒動過跳槽的念頭。他已經以正常的升遷速度成長為一名稱職的項目經理。他不僅善于派活兒，也能考慮組員的利益，給予指點幫助成長；他每天和每周回顧項目進展情況，能夠控制進度準時交貨。他以三四個月一個的速度在3年內干了小十個項目，覺得頗有樂趣、見識大長。指點江山的感覺很不錯，只是，他從未真正在企業工作過。考慮了幾個月后，張海鵬決定去招商局，除了薪水職位不錯外，主要是因為“想有更多經歷”。一年多后，招聘自己的CEO離職了，張海鵬也隨之離開招商局，回到麥肯錫。2006年底，當他按正常速度升為資深項目經理，開始更多地接觸客戶高層時，招商局經歷帶來的好處很快顯現出來。
　　5年前張海鵬已經很招客戶喜歡，但這一次，客戶對他的喜歡已經修煉到一個更高的境界。　在麥肯錫內部有一個公認張海鵬做得最好的項目，他跟該客戶的三四名最高層建立了極好的關系和互信，結果這家客戶成了張海鵬的長期客戶，每年都有多達三五個項目給他做。“即使在整個麥肯錫中國，這也是非常罕見的。”徐海說。張海鵬就此坐上了職場直升機，從2006年底任資深項目經理，到升為副董事合伙人、董事合伙人，只用了大概一年半。
　　麥肯錫有個關于信任的公式：信任=可靠性×資質能力×親近程度/自我取向。張海鵬相較其他麥肯錫人最大的特點，是“更貼近客戶的實際”、“更理解生意人的心思”、能“設身處地地為客戶著想”、“沒有太多自我”。
1998年夏末，張海鵬來到Emory，翻開MBA企業案例開始研讀時，臉上忍不住要閃過一絲微笑：少年時讀過的二十四史在他腦子里翻騰而過，相較之下，企業案例不僅熟悉，而且“特別小兒科”。自己原以為高深的商科原來不過爾爾，分析起案例，他覺得自己比他那些平均工作過6年的MBA同學想得明白。
　　他的這門本事始于1980年代。當時沒有電視電腦，缺少干擾，作為一個學業壓力比其他地方都輕的北京學生，張海鵬最大的樂趣是每晚吃完飯一抹嘴，開始看書。他一開始看古龍、金庸，后來看《三言二拍》之類的明清小說，再后來開始讀史。他看得慢，每天三五十頁，開始不過是看看歷史故事，但慢慢琢磨，似乎能從中看出世界運轉的道理。這讓他著迷。
　　　張海鵬老媽在當地頗有號召力，常幫鄰里解決紛爭，張聽著他老媽細述諸事原委、當事人的邏輯、各種解決方案的優劣，再回頭想想史書里眾人在朝堂上的種種討論，之后再翻起《資治通鑒》，“是戰是和，是用王二還是用李三，掩卷思量，洞若觀火。繼續看下去，按我的建議做的君王都兵強馬壯，沒按我建議做的，都垂淚對宮娥。”
　　　因為看魯迅說過，自己讀過100部英文小說后，就對小說的語言、寫法、結構了然于胸，張海鵬從高中開始，按照美國現代圖書館出過的一張最佳英文小說的書單，開始讀海明威、狄更斯、奧斯汀的英文長篇。接著讀周作人、曹聚仁、梁實秋等人的書評，從中獲得指導。他上學期間總共讀了70多本英文長篇，“功夫比魯迅下得狠”，因為后來發現，魯迅讀過的100部小說還包括短篇和中篇。
　　不管是魯迅還是舅舅，說得對，張海鵬就會聽。
　　十多年后，他離開北京去香港任職，書裝滿了44個大紙箱，堆進一間十幾平米的空房里，碼了3層。藏書總計5000來本，其中有2000來本古文書，500來本外國文藝書，現代社科文藝書加上 MBA教材有1000來本。
　　在美國小說家雷蒙德·卡佛來看，寫作沒有才華不行，但“這個世界上才華有得是”。假如了解史蒂芬·金的成名之路，則會發現他的寫作歷程最初由一連串的退稿和屢敗屢戰組成。十七八歲時，張海鵬寫過一本手稿達300多頁的長篇小說；他每天記日記，中學時代記了8本；此后一直保持記錄的習慣，積攢了幾十個筆記本。
　　到1999年的MBA暑假在醫療設備公司BD實習時，張海鵬下班后百無聊賴，前塵往事涌上心頭，開始寫一本描述醫學院生活的小說。他元氣充沛滔滔不絕，一個自然段能寫出兩頁紙長，很像他喜歡的亨利·米勒。把這本小說拆解開，其中大量部件是各種讀協和時的段子。他把寫了一半的小說拿給幾個朋友看。他的下鋪張煒，看了一夜后致電他說，恍如昨日重現；他的發小、在北京電影學院任教的莊新宇把這本小說推薦給了出版人石濤。石濤做火過石康和一本叫《格調》的書，他打電話告訴張海鵬：寫完它。
　　雖然年少時在寫作上花過許多精力，但張海鵬不承認起過當作家的雄心。他當時認為以后還是得“讀正經書、做正經事”，去奔父母們所說的前途—而前途是一條康莊大道，不是一扇窄門。但在忙得四腳朝天好不容易放假的 2000年末，他還是閉門寫完了那本小說的后半本，給自己起了個叫馮唐的筆名，放狠話要“用文字打敗時間”。
　　在之后每周工作七八十小時，常年處于睡不夠的狀態的十年間，他開會時攤開筆記本，左2/3記正經事，右1/3記各類趣事和靈光一閃；他在等飛機的間隙里寫構思，把年假攢起來寫長篇；他以三四周一篇雜文、兩三年一本小說的速度寫作，從沒間斷過。
　　“如果你小時候會背兩首唐詩就說以后想當李白，那是有病。那些目標啊，太遙遠了，先享受你手上正在做的能享受的東西，假如你喜歡踢球，少想點兒，多踢點兒。”如今他已經以馮唐的筆名名動江湖，他總結自己的經驗說，“很可能你那點兒才氣就比普通人多一點，但是一點一點來嘛。比如在學校你踢得最好，就被選進市里了，市里最好就出國了，慢慢就成了嘛，過去講只問耕耘不問收獲，就是這個道理。”
于是，張海鵬收獲了馮唐。
　　出版商路金波評論說，按銷量論，馮唐屬于第二梯隊，比不上韓寒、郭敬明、安妮寶貝這類百萬銷量級別的作家，銷量也比慕容雪村稍差，“每本大概賣個五萬十萬”。但他的書長賣長銷，其中最多的再版過5次，最少的再版過2次。他最近幾年寫的專欄也即將集結出版。
　　如今談到人生時，張海鵬，也就是馮唐，習慣拿做企業來打比方：比如一家公司是否要做一項新業務，無非看市場有多大、增長有多快、競爭對手強不強、這筆投入的風險自己能不能承受。“人生也差不多，關鍵決定就那些，”他回憶起往昔，覺得每個學習階段，班上都有一兩個比自己聰明百倍的人，但最終大多成績平平， “很多很多聰明人是大決定做得不好，想得太多了”，而自己則習慣“做事兒拎重點，做大決定”。